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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 你的作品總是透露出一絲幽默。其實這是有意而為，在以往的採訪中你總是採用一些虛構的人物來調解氣氛。有些展覽更為直接地表達了你的藝術實踐。例如2009年你在蘇黎世的Andrea Caratsch畫廊策劃的展覽“約翰•阿姆雷德：新畫作”（John Armleder: New Paintings），這個展覽很像一齣鬧劇——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舉動，只是這個畫廊上一個展覽的延續，也就是奧利維爾•莫塞（Olivier Mosset）的近作展。Ecart小組的那種合作精神在你的藝術項目中比比皆是，其他藝術家的作品以多種方式進入了你的展覽。除了你策劃的這些展覽之外，我還想提一下這些年來你和西爾維•弗勒裏（Sylvie Fleury）以及莫塞的合作，或者2008年你在巴黎瑞士文化中心（Centre Culturel Suisse）策劃的那次展覽。你直接把這個空間全全交給了室內設計師Jacques Garcia。但是在Caratsch畫廊的那次展覽上，有人説合作的觀念拓展到了有些荒唐的地步，因為你根本就沒介入，而現在這些作品卻署在了你的名下。
JA: 激浪派藝術家的高明之處就是你很難説他們哪些作品是在開玩笑，哪些又是值得頂禮膜拜的。這種模棱兩可也極大地影響了我對自己的藝術，以及對總體上的藝術的理解。如果你覺得什麼東西是完全嚴肅的，什麼東西是完全調侃的，那你就完全沒有抓住重點。當然，在Caratsch畫廊的展覽也可以説是一個圈內的玩笑，圈內的觀眾也許會從這種展覽當中得到樂趣，因為他們知道奧利維爾在1960年代參加BMPT的時候也開過同樣的玩笑。但我並不是要強調圈內的問題。因為有的觀眾既不知道我的作品也從沒見過奧利維爾以前的展覽。你沒權力對那個人做出什麼解釋，衝著人家大談觀念顯得太傲慢了。但那個觀眾的感覺依然是有效的，依然是真實的，依然有意義，在這一點上並不遜色于任何其他觀眾。
FS: 很難想像這些一無所知的觀眾如何理解你的作品。是不是説這個展覽是專門給那些了解你觀念的觀眾看的，比如説我？
JA:不是的，我辦一個展覽的時候首先是為了我自己。我想改變自己對自己作品的認識，或者改變我的作品，收回以前我挑出來展覽的那些作品當中不必要的東西。也許我做展覽還是為了運營展覽空間的人，例如Andrea Caratsch。其次，這個展覽也是為奧利維爾，以及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的觀眾辦的，最後才是針對像你這樣十分了解當代藝術的觀眾。
這並不意味著我相信世界上有什麼無知的、單純的觀眾，而且也不是説讓圈內人理解我的做法有什麼不好。本次展覽引起的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共用資訊，無論是否當眾表達出來。就算有些人不知道我的具體做法，具體意思，但展覽依然能夠傳遞出某種資訊——意識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而不僅僅是我們所説的認知（knowing）。每個人的不同體驗都相互融合，並與他人的體驗産生共鳴。嚴格地説，文化是群體性的，且無法預測，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你不知道它要朝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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