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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偉大的同性戀者》（The Greatest Homosexual，1964）中，瑞沃斯將法國19世紀新古典主義畫家大衛（Jacques-Louis David）描繪的在《拿破侖在書房》（ Napoleon in His Study）中的拿破侖形象直接搬到畫面。在畫中，華盛頓的形象仍舊採取了傳統的手放在胸部口袋的典型姿勢，但不是神聖而是將形象重疊、塗抹或用顏料覆蓋，形成未完成式效果。曾經在大衛筆下嚴肅莊重的拿破侖在這裡成了隨意塗抹而成的形象，甚至有點臟亂無序。他的題目名稱往往是根據讀過的文獻和知識賦予的，對於拿破侖來説，無疑是一種揶揄。一改以往肖像畫的嚴肅，力求展現真實場面的做法，輕鬆、幽默進入其中，給觀者帶來一種新的感受。畫中可以看到抽象表現主義的影響，也可以感受到波普藝術的預兆。而這種在名畫基礎上進行再創作的方法，則是基於名畫給大眾印象很深，易於理解，也創造了一種當代藝術新的創作樣式，並且這種樣式現在已廣為藝術家們所使用。
在經歷了時代的變遷後，瑞沃斯後期的創作，畫了一批懷舊的作品，表現上世紀60年代的形象和生活。這時所用技巧更加純熟，對生活的看法也已不同於早期。他的畫不是對一種文化態度的概括，而是對那個時代的漫不經心的回憶和表現。《希拉：現在和過去》（Cilaa: Now and Then，1981），採用拼貼方式將圖像進行拼圖式處理。受安迪·沃霍爾的名作《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1961）的影響，瑞沃斯將作為背景的正在舉槍射擊的人像進行重復並列式排列，對各個人像經過了不同的色彩處理，以依靠姿勢的女子作為畫中最寫實的部分，成為了“記憶”中最清晰的支點，其他的都呈“寫意”化。前面的各有兩條紅線將人物“貼”在畫中，扣住了現在對過去的“回憶”這個主題，一種意識流式的構圖繪畫方式，賦予了作品極強的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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