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曾在《美術報》上發表《畫界四品》一文(一品大師、二品畫家、三品畫匠、四品票友),得到不少朋友關注,有人問:“怎沒有五品?”“何謂五品?”其答曰:“畫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藝之大發展、大繁榮,如果沒有許多文化官員在其中搖旗吶喊,以身作則,推動開放,注意引導,恐怕沒有今天文藝的繁榮局面。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文化官員中也有極少數一部分,乘機在其中撈取利益,甚至“以身干預”,成為“畫官”。這些“畫官”又常常擁有權力,在一些大型的美術展覽活動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今年美術界面臨眾多大型展示活動,這一問題更值得重視。
讀者提出的“五品”是指畫界的官。我給起個雅稱:畫虞。虞,古官銜。早在虞舜時代,就有山虞、水虞、田虞。吳即吾即朕。關於虞,我在“九疑牂牁”一文中已有詳述,虞即帝舜,奉為狩獵之領袖。然“爾虞”卻有貶之嫌。出現這種現象,傳統使然、體制使然、信仰迷失使然。
有人説,一個時代,難出十個大家。因為少,因為要流芳百世,因為出名作品才有高價錢,所以凡是大展覽、大集冊、群英筆會,有那麼一些“畫工”,其眼光不專注于藝術,而是“官員”。不擇手段往前擠到“畫虞”的足下。這就是考驗文化官員的時候。淪為“畫虞”的,只看你畫的貨色,或看你鈔票的成色。金子拿金獎銀子拿銀獎,“畫虞”挪開一點腳縫,畫作拿上,或經濟受益,還常常帶出幾個“跑堂”的,更加攪亂了美術界的風氣。古有伯樂相馬,而今個別伯樂淪為“畫虞” 的,其結果可想而知。
在體育運動中,如奧運會,成績有尺寸、鐘錶、電腦衡量,作假很難,處罰也嚴厲。但書畫作為一門藝術形式,其標準本來就具有“蘿蔔青菜、各有所愛”的特徵,並且,在藝術多元化發展的大形勢下,標準也複雜多元。標準不好畫明線,也無法具體衡量。這種情況下,官方的意見、評委的喜好起到了重要作用。體育場上裁判當眾吹黑哨,絕對睡不踏實。但美術界的評委要吹黑哨,吹了也難以調查,更難對證。
當然,多數文化界官員們對當代美術發展所做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我們呼喚更多的公平剛正的文化官員,最好在藝術上也是高手的人來做評委。喜歡塗抹幾筆的,最好給出全局性的意見,而少一些具體干涉。我有一位在外省的“畫虞”朋友,説起評畫真讓人大開眼界:“跑堂”的拿著名單找畫,“畫虞”用手一指,評委即打勾,完全不管畫的好歹。我想這位朋友有些言過其實。但近來的幾次大展評選後,社會反響十分強烈,因為有極少數的作品實在讓人懷疑。這其中很難讓人不聯想到畫家和“畫虞”之間親密關係。這種掩耳盜鈴、心照不宣的遊戲規則,一定要處理。否則,一次大展中即使只有一件“關係”作品,傷害的可能是成千上萬人的感情,其危害不可低估。埋沒人才只是危害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削弱了美術界的官方形象和大展的影響力。
話説回來,畫官不能少,有水準的評委不能少。中國的歷史上出現過許多重量級的作品和作者,都是官員。在德治傳統的當代,也出現過不少自身德才兼備又甘當伯樂的畫官,他們用專業贏得話語權,卻把這個權力用在了國家前途的公益心和民族文化發展的責任感上。如徐悲鴻、傅抱石、潘天壽等。而市場經濟大潮的來臨之後,被人們一直視為聖潔的藝術殿堂,也局部地成了錢權交易、市儈出沒的市場。我曾經看過一個專題展,金獎是一幅初學者的工筆臨品,敗筆如林,據説是某大公司總裁女兒的作品,出了贊助費的。現實迫使丹青手們去理解和退讓,讓真正好作品的創作者格外寒心。
從來反貪、反腐是文人的高尚人格,如果文人為求一己之利而阻礙社會的進步,於心何忍?所以,民心只是期望評委們要多點公心,多點良心,少點私心、少點昧心,藝道就暢通了。最後我取金纓一句名言與畫家、畫官共勉:讀書未必成名究竟品高格雅,修德不期獲報自然夢穩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