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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棟 2006年碩士畢業于四川美術學院美術史論專業。2006-2007年任教于重慶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2007-2008年任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學術部主管；2008-2009年任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策展人兼展覽部主任。2002年開始涉足當代藝術領域，一直致力於藝術史論研究、批評寫作與展覽策劃。
商報：語言學轉向、文化政治轉向是當代藝術基本的理論及思想背景，而 “圖像轉向”的出現則打開了新的理論方向。對於中國當代藝術理論與批評來説，這三個“轉向”也是無法繞過去的理論問題。近幾年，您也對這三個“轉向”進行了深入研究，請問您如何理解語言學轉向、文化政治轉向與圖像轉向的要旨，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
鮑棟：實際上，語言學轉向是用來描述上世紀以來哲學領域變化的。例如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對邏輯語言和日常語言的研究、馬丁·海德格爾對語言的關注等，這些都是相關的。因此，將上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史的整體變化稱為語言學轉向。
但是，語言屬於抽象系統範疇，即便將語言系統分析得很透徹，並不能得出語意是什麼。因為語意取決於語境，説話者是誰。我們可以把一幅作品想像為一句話，語言的用法，要從結構分析轉向對話語的分析。在這種情況下，就形成文化政治轉向，社會語意中的話語問題被描述出來了。
圖像轉向是近幾年才出現的，語言轉向通常將作品、社會比做文本，但是這種方法是有問題的。圖像研究者發現，語言學模式壓抑了圖像，圖像轉向必須對語言學進行修正和調整。因此，語言學轉向、文化政治轉向與圖像轉向，是建設中國當代藝術批評和理論中需要搞清的問題。
商報：如今提到“批評”這個詞，很多人都將它與藝術聯繫在一起。但是，您曾經提到“批評最終不是為藝術服務的”，您如何理解藝術批評？
鮑棟：我認為批評不是功利的，批評是一種自我反省，建立自我的思想價值體系。例如藝術批評家的文章，本身就是思想文本，因此文章的內容並不需要建立在作品上才能成立。良好的批評實踐，應該成為思想側面的體現。同時，批評家要形成自己的價值訴求，如果沒有，批評就變成一種誇誇其談。
商報：目前中國的年輕批評家，在數量上非常龐大，眼界開闊，但是在學術上似乎並不全面，您認為年輕批評家們是否已經形成新的趨勢和方向？
鮑棟：我認為目前中國還沒有産生像克萊蒙特·格林伯格、羅傑·弗萊這樣能夠確定一個批評理論學派的人物。從現象上看，年輕一代的批評家可能從教育背景上更加全面，同時由於近幾年網路的發展，他們對資料的閱讀更廣，理論資源更豐富。但是，年齡和介入程度上的差距，使得年輕批評家們不如上一代批評家們全面。
另外，我覺得批評家一定要有自己一貫的立場，反思中國當代藝術，並且應該形成一個討論氛圍，批評家內部要有論域，對於學術問題，相互之間進行爭論、辯論，中國當代藝術批評非常需要這樣的論域空間。
商報：在一些藝術家的作品中，賦予了大量的哲學思考，對於這樣的作品，大多數公眾表示不能理解作品的寓意，您認為藝術家、批評家、評論家是否應該對藝術作品進行更多的解讀？
鮑棟：我認為不需要更多的解釋，當代藝術包含很多類別，有些藝術作品是面對公眾的，因為作品的目的就是影響公眾。例如趙半狄，現在他的作品變得越來越通俗，甚至娛樂化，這是他的一種藝術手法。但是，有些藝術家則要躲起來，認為公眾理解了反而不好。
同時，對於藝術家來説，首先面對的還是自己的畫面。中國藝術從現實主義一下進入到後現代主義，沒有經歷過現代主義階段，而現代主義是在建立藝術家的自主性，例如梵谷、塞尚等，他們是為自己畫畫，公眾可以不理解他們的作品，如果想了解首先要了解這位藝術家，這樣藝術家才有價值。藝術家並不是社會的寵兒，他們需要有獨立的思想，公眾可以不接受他，我們要給這樣的藝術家、這樣的作品存在的權利就可以了。
商報：目前很多藝術家都會在作品中賦予情感，力求打動觀眾，您如何看待當代藝術作品中的情感？
鮑棟：情感是典型的表現主義或浪漫主義手法，將藝術家內在的東西表現出來，這是一個理論模式。但是，我認為成功的藝術家應該是在平靜中讓觀眾體會出情感，而不是首先將自己搞得很痛苦。現在的很多藝術作品很“透明”，通過畫面直接能看到情感，這是有問題的。公眾似乎喜歡討論藝術家是否真誠，但實際上作品是作品，藝術家是藝術家，有些作品是要打動人的，但有些則不用，例如極少主義作品，它需要打動的是理解它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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