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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圖》 蔣兆和
《愚公移山》 徐悲鴻
當下的中國人物畫創作風格多樣、氣象博大，不少畫家也對造型、筆墨及藝術語言等有著自己獨到的理解，形成了個人語境和風格。然而，也有一些學院派的中青年畫家在創作中遇到了困惑：造型、筆墨等功底都很紮實，就是形成不了自己的風格，真急人！這樣，重提徐悲鴻、蔣兆和的教學理念、創作思想及文化內涵就至關重要了。
為此，本報記者日前採訪了中央美術學院(簡稱中央美院)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導師、當代人物畫的領軍人物之一田黎明教授，他獨特的見解或許會對那些徘徊不前的畫家有所幫助，也有助於在校學生理解、認識新中國人物畫。
記者：田教授，中央美術學院的人物畫教學多年來一直引領新中國人物畫教學的風騷，能簡單概括一下情況嗎？
田黎明：中央美院當今的人物畫教學完全是在徐悲鴻先生、蔣兆和先生教學體系的基礎上，經葉淺予、劉淩滄、李斛、盧沉、周思聰、姚有多等諸多接薪者的努力，逐漸形成的一套完整的中國畫人物教學體系。
中央美院中國畫教學非常重視基礎教育，強調傳統繪畫基礎、書法基礎、寫生基礎、文史基礎等——這是中央美院很重要的學術傳統。
蔣兆和先生特別提出了“以形寫神，骨法用筆，創造技巧”，我覺得這是今天中國畫學院人物畫教學最重要、最根本的學術方位和教學理念。
關於“以形寫神”，我的理解就是“以形寫意”，這個“意”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強調的內涵。“意”包括精神，是情懷，是品質，是格調，也是方法，所以人物畫後學者應多在文化、實踐中體驗內涵。
記者：作為這種教學體系的受益者也是完善者之一，您對徐悲鴻、蔣兆和兩位先生的教學理唸有著怎樣的認識呢？
田黎明：徐悲鴻先生和蔣兆和先生把寫實的方法融入意象文化理念之中，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是這一教學思想的基礎；同時，兩位先生研究和吸收了西方寫實的文化理念與技巧。因此，他們的作品始終貫穿著中華民族的人文境界與治學方式，體現出了以中為體、西學為用的學術主張。簡而言之，徐悲鴻先生“盡精微而致廣大”的教學理念，重基礎講精微，重文化講品格——這是徐先生教學思想的內涵；蔣兆和先生“以形寫神，骨法用筆，創造技巧”的教學理念則是新中國畫人物畫的創作基礎與內涵。
由於兩位先生的教學、創作主張是以中國文化精神為核心的，所以他們在諸多經典創作和習作中始終把握著內在的文化結構；在筆墨、造型和表現語言裏，寫實與寫意相融，寫生與創作相融。其實，這種基礎方法和文化理念，在秦漢雕塑中就已經儲存了，比如秦俑、霍去病墓的馬踏匈奴等雕塑是在寫實的基礎上借助了意象的方式，立足於事物的原生態和文化的心性，上升到了誠懷觀道的文化理念，以呈現出對文化體驗的準確，同時也是作品中筆墨與造型的準確。
記者：以上是您對“盡精微而致廣大”和“以形寫神，骨法用筆，創造技巧”的理論認識，那麼您又是如何在他們的作品中尋求這種認識的？
田黎明：《愚公移山》是徐悲鴻先生的經典作品，其堅實的寫實功夫與意象文化相融，完善地印映出徐先生主張的“盡精微而致廣大”的人文體驗。在蔣兆和先生的《流民圖》中，高超紮實的寫實造型功夫和寫意功夫相融，這幅世紀震撼之作把寫實與寫意交融的審美理念推到了時代的高峰。
從兩位先生的習作來看，每一幅都可透過現實看到心性的存在，即意象文化的體驗成為寫實方式的內涵。我上臨摹課時，認真拜讀、分析蔣先生的水墨人物寫生：蔣先生的每一幅寫生既尊重客觀對象之真，更以研究和感受由客觀對象引發的藝術結構之真。子曰：“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心貴真也。”蔣先生寫生所創造的語境都內涵著對“真”的體驗，對“善”的體驗，對“美”的體驗。若細分析，蔣先生的每幅寫生作品都十分耐品，筆墨與造型始終在意象中被發現、被再現，而且每幅寫生由於時空、對象不同，表現方式都有所差異；每幅寫生的形式結構自成體系，語境單純，藝術結構嚴謹，這樣的寫生理念是屬於傳承性的、創造性的——這對於新中國人物畫教學來説是最為重要的基礎。
總之，兩位先生的作品已成為世代的藝術經典，他們的教學思想、藝術境界、人格風範必將影響著世世代代中國畫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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