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瀕
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方法已經成為具象或寫實的代名詞，它賴以存在的最基本要素是對物象真實性的描繪。近幾年繪畫界重新涌現出關注現實的現象。這一回的整體傾向是將目光投向底層社會。我們用30年時間達到了歐美國家花了200多年才取得的成就的同時，也集中了歐美國家用了200多年時間跨度，才逐步妥善解決的各類社會難題，要處理好這些難題在短時間內是不可能的。
首先應當肯定這種向下關注的理念是先進的，它在價值取向上區別於“新生代”的近距離客觀現實，也不同於“初生代”（傷痕美術時期）的反思、批判現實，從情緒上講更接近上世紀40年代蔣兆和的《流民圖》，只不過至今還沒看到哪件作品達到了蔣兆和的精神境界，原因還是缺乏真正的體驗，這種體驗是作者身體力行的投入，蔣先生當過難民並同樣流亡過，他有體驗，所以《流民圖》除了形象以外還有溫情在裏面。而現今的藝術家大多采用照像機，行色匆匆地做“掠影式”的拍攝，再把照片放大到畫布，大批量地生産作品。這裡就涉及到一個問題，這些標榜著“底層浮世繪”的作品，雖然表面特徵上很接近現實主義的模式，但在精神指向上是游離飄浮的，曖昧不清的。比如説在表現“礦工”或“礦難”時，只是袒露出他們烏黑的面孔和身體，甚至雕塑一群礦難中死者的屍體露天展出，表現民工、棒棒、瓜農、菜農、攤販們的呆傻、萎瑣、窘迫的模樣，並未考慮到他們作為人也有起碼的尊嚴。對於用這種方式表達的“底層關懷”，我不得不提出質疑，究竟我們的藝術家是為了透過底層的表像，用“藝術化”的方式去提示那被遮蔽的現實“背後的東西”，以啟示人們去思考去行動呢，還是僅僅為了獵奇，把底層人群的疼痛和無奈不加隱晦地曝光，以滿足觀眾對“差異性”的需求？就藝術作品本身而言，這樣做解決不了社會不公的問題，但藝術家能做的是以非常規的方式提出問題，引發思考。我理解應當是“含蓄”的方式，“適度”才是美的，而展示“刺激”只會用力過度，適得其反。
評論家邁克爾·基默爾曼説過：“藝術應該被看成這樣一種東西——它可以讓我們每天的生活變得更加開闊，並且能教會我們更敏銳地感受生活。藝術並非全然地無所秉持或無所顧忌，好的藝術能使我們的境界得到提升。”
針對苦難的命題，我們選擇現實主義的語言，同時也就選擇了一個態度，是同情，鳴不平還是幸災樂禍覺得有趣？或是在靜靜地注視中提出追問？如果只是把一種“存在狀態”毫無遮掩地描摹出來，那遠不如去看一張同類型的紀實照片，因為照片本身“還原真實”的功效就能夠觸動人的神經，而一個現實素材經過“藝術方式”的轉換，在造型、色彩、筆觸的改造加工過程中，它會誇張、放大某些東西。如果過於直白的描繪，稍稍控制不好就會有露骨、扭曲的感覺，變成挖苦、諷刺了，最後反而會遮蔽你想體現的“人文關懷”，而滑向醜陋、難看的惡俗，那樣的底層就真的成了“下下層”。
應當肯定，現實主義創作理念在中國近30年的歷程中，經過了幾個不同階段的實踐，在藝術作品的品質上取得了跨越性的進步，特別是近一時期對“底層弱勢群體”的關注，將會使現實主義理論的根基扎得更加深入，實踐更加多元，相信在不遠的將來會有一部分藝術家在這個領域脫穎而出，拿出真正具有説服力的作品來。
流民圖（國畫）局部蔣兆和
三峽新移民（油畫） 劉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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