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
史的書寫和評論，在中國歷史上歷來都是大事，因為事關著千古流芳或是遺臭萬年。先秦晉國史官董狐面對威脅不改史實，齊國崔杼三殺史官難屈史德，史之確實在於史官誠信，論之公允在於公心，而當下為美術修史的美術史論家們正遭遇市場經濟的“利益門”、“金錢門”的誘惑，千古史官誠信的立場備受考驗。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協副主席、美術史論家、中央美院院長潘公凱日前對美術史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説：當下美術史、美術評論除了概念問題，還有誠信問題，甚至還有更複雜的情況……
潘公凱認為，美術史與藝術實踐各司其職，各有各的要求和所面臨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簡單地指導和被指導的關係。20世紀80年代，曾有過對美術史與美術實踐關係的大討論，大家的共同感覺是，這是一列列車的兩個車廂，美術史論、美術實踐各是一個車廂，中間有個掛鉤連著，兩個車廂的人基本上是各説各的，互相之間聽不見，只是在一趟車上共同往前走。很難要求美術史論家的觀點、理論直接指導美術實踐。美術史論的專業要求不是直接指導美術實踐，是對以往美術發展現象、進程進行闡述，建立理論研究框架。而美術實踐一般來説在大多數情況下要比美術史論走在前面，美術實踐會有更多的探索性。當然理論也可以有探索性，但不是圖解美術實踐的探索，是理論界自己的探索，這兩者有密切關係，但各有各的學術體系、專業範圍和各自的任務。
美術史論與藝術實踐之間要實現良好的互動，必須要在一個比較成熟的文化氛圍、一個純粹的學術規範之下，這樣才有良性的效果。如果美術史論與美術實踐之間有商業因素、利益交換，這種互動就脫離了良性的軌道。在健康的學術環境下，美術史論研究基本上能保持非商業盈利的純粹環境，歐美的美術史論家都有一個學術小範圍，每個人都遵守行內不成文的規則，不會輕易為經濟利益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或説一些言不由衷的讚許、吹捧。另一方面，從收藏角度看，藝術家和經紀人、策展人也必須共同遵守一種道德規範的遊戲規則才行，這樣才能希望美術史論家做得到位，才能保證公正性和學術的高水準。從畫家來説，必須遵守藝術創作的規律，恪守創作與消費鏈中各自的責任和義務，真誠熱愛藝術，珍視藝術家從事的藝術事業，這樣才可以少受商業的誘惑。藝術史論家與畫家的都要恪守自己的品德準則，健康互動，而現在我們基本氛圍和關係沒很好地建立。在社會、行業的範圍中史論家有時是被動的，遊戲規則得不到堅守的，誘惑也就難以抵禦。
現在美術史論領域的基本問題，是在美術史論中沒有建立起一套適合中國問題和美術經驗的現代闡述理論和對當下美術現象闡述的理論話語體系，雖然有大量的書出版。如何恰當實事求是地在主客觀上，準確地把握我們所經過的20世紀這100年，對我們這一百多年中的美術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程，進行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闡述，這個事情還得有人系統認真地來做。西方美術理論進入中國已經一個多世紀了，用西方的語言闡述框架，能解釋部分中國現實，但解釋不了全部。尤其是整體理論框架，若全部用西方的很難解釋中國經驗和中國事實。而中國傳統的敘事方法，又變得不太適用，傳統的精神家園已被破壞得差不多了，基本已消失。要説明中國的事，目前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基本概念的厘清等問題上難度都很大，用近現代美術史論研究已有的現成經驗來解決已顯得力不從心。
潘公凱説，我們現在的美術史家、美術評論家欠缺東西方文化修養的積累，沒有積累，就導致了沒有傳承和發展的可能。人類文化本是靠一代代傳承為基礎向前發展的，如果每一代都想在一張白紙上重新開始，人類文化就不可能進步，我們今天會停留在原始狀態，就不可能看到如此豐厚的現代成果。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過去，是處在幾乎沒有任何停息的變化中的，在批判舊社會、改革舊文化，同時批判西方，抵禦西方的過程中，我們有所得，也有所失。得的是我們在一個全新的起點上建構起來的有獨立性的生存形態，失的是在過多的批判、變動中，不僅很難有深刻的新創見，而且把老的積累打得七零八落，大部分被拋棄和遺忘了。由於整個文化生態不健全，對西方的學習也有偏頗，食而不化，尤其是對學術成果背後的原因探究不夠，往往了解不深不透。
此外，面對市場經濟大潮，對美術史論家的生活條件，國家應重視、改進，現在國家有能力、有條件來做到。西方有很多文科專家、教授、獨立撰稿人，生活都是靠稿費的。這個稿費必須高到能補償撰寫這篇論文所付出的勞動力成本，包括培養這個專家讀學位所作的成本付出，這篇論文才算體現了它客觀的經濟價值。要把一個人培養成專家，從小的個人家庭，大到國家社會，父母是花了很多錢的，自己是出了很多力的。一個學者一生中寫不了很多文章，稿費再低，他就沒法活了。如果學者創造的學術成果，不足以掙回他投入的成本，這是很不合理的。這就造成了學者不向畫家伸手他又能靠別的什麼呢？這不能怪學者。中國應有重要的權威學術刊物，這樣的刊物一定要靠外力的支撐的，不可能自負盈虧。國外的學術刊物大都是靠國家、基金會養著。中國的學術刊物要自負盈虧，學術品質是沒法保障的，刊物的編輯者也得不到較高的生活費，生活也會成問題，這樣他們也只能向畫家伸手，或靠廣告。對一個國家來説，花一兩千萬元，在一些重要的學術方向，養幾個學術刊物是應該的。我們現行的稿酬制度是一視同仁的，應該按學術水準的高低，有所區別。如美國《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很有權威，很小的文章稿費就很高。如果不是這樣，當然學者都活不下去了，學術的公正性就不能保障，社會的道德水準就會出大問題。
潘公凱強調，社會應採取措施促進學者、美術史論家們自覺保持社會的公正立場，體現學術的理性尊嚴，這樣的社會才是健康的。
錢曉鳴 錄音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