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敏

    書寫歷史自古都是大事，因為事關千古流芳或遺臭萬年，當然更多的是默默無聞。先秦晉國史官董狐面對威脅不改史實，齊國崔杼三殺史官而難屈史德，歷史是否真實可靠與史官的誠信與否直接相關。然而當下的美術史論家們正遭遇市場經濟的誘惑，其書寫的動機和立場備受考驗。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協副主席、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美術史論家潘公凱教授日前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潘公凱認為，對於當下美術史論研究的有關問題可以分幾個層次來談。首先，美術史與藝術實踐各司其職，各有各的要求和所面臨的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簡單地指導和被指導的關係。20世紀80年代，曾有過對美術史與美術實踐關係的大討論，大家的共同看法是，這是一輛列車的兩個車廂，美術史論、美術實踐各是一個車廂，中間有個掛鉤連著，兩個車廂的人基本上是各説各的，互相之間聽不見，只是在一趟車上共同往前走。很難要求美術史論家的觀點、理論直接指導美術實踐。美術史論的專業要求不是直接指導美術實踐，是對以往美術發展現象、進程進行闡述，建立理論研究框架。而美術實踐一般來説要比美術史論走在前面，美術實踐會有更多的探索性。當然理論也可以有探索性，但不是圖解美術實踐的探索，是理論界自己的探索。

    其次，美術史論與藝術實踐之間要實現良好的互動，必須有一個比較成熟的文化氛圍、一個純粹的學術規範。如果美術史論與美術實踐之間有商業因素、利益交換，這種互動就脫離了良性的軌道，出現了問題。在歐美健康的學術環境下，美術史論研究基本上能保持非商業盈利的純粹環境，歐美的美術史論家都有一個學術小圈子，每個人都遵守行內不成文的規則，不會輕易為經濟利益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或説一些言不由衷的讚許、吹捧。歐美史論家之所以能堅守其學術立場也有多方面因素的支撐。歐美史論家的生活物質條件得到了基本保障，工資、勞動所得能夠保障作為知識分子、大學教授的尊嚴，比如不能穿得太寒酸、在公共場合有失體面等，這是物質支撐。同時，社會輿論、公眾的道德評判得有個標準，學術理論處在一個健康的大氛圍中，高校、出版社、報刊等社會大環境支援這種道德準則，史論家也以此要求自己。這很重要，沒有這樣的氛圍，僅靠一兩個學者的堅守是困難的。

    再次，藝術家和經紀人、策展人也必須共同遵守道德規範，這樣才能希望美術史論家做得到位，這樣才能保證公正性和學術的高水準。從畫家來説，必須遵守藝術創作的規律，恪守創作與消費鏈中各自的責任和義務，真誠熱愛藝術，珍視自己從事的藝術事業，這樣才可以少受商業的誘惑。這些是大家應該遵循的規則，誠信的基本態度。這樣藝術家的心態就正常了。藝術史論家與畫家的關係是複雜的關聯結構，兩個行業要恪守自己的品德準則健康互動。現在我們的基本氛圍和關係沒有建立，在社會、行業的範圍中史論家有時是被動的，不能堅守遊戲規則，誘惑也就難以抵禦，史論家和畫家很難堅守純粹的學術標準。

    現在美術史論領域的基本問題是：沒有建立起一套適合中國問題與美術經驗的現代闡述理論和闡述當下美術現象的理論話語體系，雖然有大量的書出版。如何實事求是、準確地把握我們所經過的20世紀這100年，對我們這100多年來美術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程，進行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闡述，還得有人系統、認真地來做。西方美術理論進入中國已經一個多世紀了，用西方的語言闡述框架，能解釋部分中國現實，但解釋不了全部。尤其是整體理論框架，若全部用西方的理論很難解釋中國經驗和中國事實。而中國傳統的敘事方法，又變得不太適用，傳統的精神家園已被破壞得差不多了。要説明中國的事，目前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基本概念的厘清等問題上，難度都很大，用近現代美術史論研究的現成經驗來解決已顯得力不從心。

    潘公凱認為，東西方文化修養積累和必要的生存余裕的欠缺，使大部分理論工作者很難全心全意、深入地投身到美術史論的研究中。一方面美術史論家欠缺東西方文化修養的積累，而沒有積累、傳承，就沒有文化。人類文化本是靠一代代傳承為基礎向前發展的，如果每一代都想在一張白紙上重新開始，人類文化就不可能進步。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處在幾乎沒有任何停息的變動中，文化生態劇烈動蕩，受到破壞，對傳統文化的保存和對以往文化成果的學習，年輕人的知識基礎往往很不全面，支離破碎。這對於當代文化發展是極為不利的。另一方面是美術史論家欠缺必要的生存余裕。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國家應重視、改進美術史論家的生活條件。西方有很多文科專家、教授、獨立撰稿人，生活都是靠稿費的。這個稿費必須高到能補償撰寫這篇論文所付出的勞動力成本，包括培養這個專家讀學位所作的成本付出，這篇論文才算體現了它客觀的經濟價值。要把一個人培養成專家、教授，小到個人家庭，大到國家社會，都耗費了精力和財力。一個學者一生中寫不了很多文章，稿費如果再低，他就沒法活了。如果學者創造的學術成果，不足以掙回他投入的成本，這是很不合理的。

    學者不向畫家伸手，他又能靠別的什麼呢？這不能怪學者。中國應有重要的權威學術刊物，這樣的刊物一定要靠外力的支撐，不可能自負盈虧。國外的學術刊物大都是靠國家、基金會養著，主要還是靠基金會。中國的藝術基金會處於艱苦草創階段。學術刊物要自負盈虧，學術品質是沒法保障的，刊物的編輯者得不到較高的生活費，生活也會成問題，這樣他們也只能向畫家伸手，或靠廣告。這是個機制問題。國家撥款養權威的學術刊物就有助於使學術公正，我覺得目前國家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對一個國家來説，花一兩千萬元，養幾個學術刊物是應該的。我們現行的稿酬制度是一視同仁的，應該按學術水準的高低有所區別。如美國《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很有權威，很小的文章稿費就很高。如果不是這樣，這些學者可能就活不下去了，學術的公正性就不能保障，社會的道德水準就會出大問題。

    潘公凱強調，社會應採取措施促進學者、美術史論家們自覺保持社會的公正立場，體現學術的理性尊嚴，這樣的社會才是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