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術報》關於“紅包評論”的討論，不經意間提出了一個問題：書法家可以賣書法，畫家可以賣畫，評論家能否“賣文”？
對此類“有償評論”，我個人的態度是比較明朗的：不感興趣，儘量婉拒。但是，我也知道這一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有其複雜的社會原因。因而，對此我又抱比較寬容的態度，對書畫家們掏錢“買評論”表示理解，對同道們撰寫有償評論也表示理解。偶爾為之，未嘗不可。
其實，“賣文”對中國古代文人而言，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從某種意義而言，賣文比賣書畫歷史更悠久。別的不説，碑志的“交易量”就非常大，而且一般潤資不菲。蔡邕是寫碑志的高手，唐宋八大家都長於此道，隨園老人隱居小倉山，碑志寫作也是一個重要創收渠道，最豐厚時一篇竟達數千兩銀子。求人寫碑志，實際上就是請地位高、文采好的人為死去的親友歌功頌德，説好話，諛墓是在所難免的。社會上對此也比較寬容，好像很少見到有批評“紅包碑志”的記載。
寫文章、寫書拿稿費，也是“賣文”。上世紀50年代稿費相當高，畫家石魯發表了一個電影劇本，稿費竟達8000多元，抵得上一個中等公務員10多年的工資收入。劉紹棠一部薄薄的才4萬字的小説集《青枝綠葉》，稿費足以購買一座北京的四合院。而同時期齊白石的畫才幾元、十幾元一張，大多數書畫家的書畫則無人問津。那時的書畫界是不可能出現“紅包評論”現象的，一則書畫沒有市場，也就缺乏請人評論的需要；二則能夠公開發表文字的比書畫家還要牛得多；三是即使有“紅包評論”也無處發表，那時報刊少，更沒有買版面一説。
“紅包評論”之所以成為一種社會現象，一是書畫市場的火爆導致了書畫家包裝自身的旺盛需求；二是寫作稿費低廉，書畫家遠比“爬格子”的有錢，可以用經濟杠桿撬動評論家的筆桿。現在的稿費標準，與50年代相比沒有多大增加，除了“明星”寫書，一般作家、評論家寫書，只要不賠就算好的了。筆者也寫過幾本銷路不錯的書，所得版稅，扣除購買一些樣書贈送親友，所剩無幾。在報刊發表文章，稿費少得可以忽略不計，有的甚至不發稿費。而書畫家的潤格卻直線飆升（儘管也有泡沫），請人寫“紅包評論”，就支付能力而言對他們是小菜一碟。
從另一個角度説，國家包養了一批書畫家，但並沒有包養評論家。幾乎所有的書畫評論家，都是業餘的。不拿稿費（按目前書畫媒體慣例凡書畫家評論基本上不開稿費，也就是説不少媒體已經默認“紅包評論”，認為評論者的稿酬已經由所評書畫家支付）、或者僅拿象徵性稿費的評論家，並沒有義務非要給書畫家寫嚴肅認真的批評性文章不可（且不論寫了也是吃力不討好）。當然，從目前情況看，儘管“紅包評論”氾濫，但不為“紅包”所動，堅持評論家操守的也大有人在。
評論家拒絕“紅包評論”，一般需要幾個基本條件，一是極重操守，不屑此道；二是財力雄厚，不為“紅包”所動。那麼，有了這兩條是否就能做到百分之百不寫“紅包評論”呢？也未必。因為，中國畢竟是人情社會，有的時候，你可以拒絕“紅包”，但難以拒絕人情。比如，當師長、好友出面請你操刀時，你是否拒絕？當書畫家本身就是你的好友，請你撰文評論時，你是否拒絕？如果寫了，就其性質而言，哪怕你不收取“紅包”，也是屬於“紅包評論”範疇的。也就是説，“紅包”的概念，實際上還包括錢財之外的東西。一些不收潤金的人情評論，也屬於這一范疇。
從另一個角度説，為出版社、報刊社寫稿和為書畫家寫稿，其本質是一樣的，都是辛勤的伏案勞動換取報酬。如果認定出版社、報刊社給的稿費是“道德”的，書畫家給的“紅包”是“不道德”的，顯然是可笑的。用一個不一定恰當的比喻：前者有點類似“計劃經濟”，後者有點類似“市場經濟”。當“計劃經濟”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時候，“市場經濟”大行其道也就不足為怪。
就我本人而言，雖然基本拒寫“紅包評論”，但有時盛情難卻，也會偶爾為之。比如好朋友擔任策展人，需要有人寫評論，請你友情支援，你能不“客串”一下嗎？我並不認為偶爾這樣寫一下是一件“有虧大節”的事情。即使別的評論家純粹為了比較高的潤金而寫“紅包評論”，也無可厚非。理由只有一條：難道書畫家可以賣書畫，評論家就不可以“賣文”了？就如同我們不能要求書畫家每一幅作品都是精品力作而不畫一幅商品畫、應酬畫一樣，要求評論家每一篇評論都是純粹的評論而不寫一篇應酬文字顯然是不現實的。
世界是複雜的，我們不妨設想一下，當今的藝術品市場，如果沒有一幅假畫、沒有一幅行畫、沒有一幅應酬之作，全都是所謂的“精品力作”，而評論界則沒有一篇吹捧文章、沒有應景文字，全部都是所謂嘔心瀝血的經典評論，這樣的情景，如同桃花源一般，美則美矣，現實中是不可能出現的。
説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了一段往事。1946年，蔣介石60壽辰，有人出高價請胡小石寫壽文，胡小石嚴詞拒絕；白崇禧請喬大壯代寫賀壽詩，喬寫了，卻有微諷之意，白提筆擬作修改，喬勃然作色：“你是參謀總長，我是文學教授，各司其職。你可以改我文字，那我可以改你的作戰計劃嗎？”白只得作罷。空軍司令周至柔高價請謝無量寫壽文，謝恰好囊中羞澀，便歌功頌德了一番，輕鬆地得到了一大筆潤金。蔣介石看了大感滿意，周至柔再次出厚資請謝無量用書法寫就。一篇壽文，讓謝無量擺脫了財務困境。對此，謝無量的看法是：“他是出錢買壽文，我是出門不認。大家都在做生意，商場上往來，照例如此。”三位大家，胡小石可敬，喬大壯可愛，謝無量可噱。縱然謝無量寫過“紅包評論”（而且吹捧對象居然是蔣介石），對他的道德文章、書法藝術乃至人品並無什麼影響。
鄭板橋也是寫“紅包詩文”的行家裏手，靠吹捧別人賺了不少潤銀。但事後決不認賬，出版集子時嚴正聲明：“死後如有託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爛入，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可見，那些應酬文章，他也和後世的謝無量一樣，只是作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生意而已。
我並不想為“紅包評論”辯護，自己也確無多大興趣，也曾多次婉拒過萬元千字的“生意”。我只想直言一個事實。我的意思是，對評論家而言，要儘量嚴肅些、嚴謹些，不要一味為了錢而影響聲譽，影響自己的事業；對讀者朋友而言，則不妨寬容一些，時風如此，要禁絕也難，最好的辦法是：一旦發現是“生意交易”評論，自己不感興趣，就丟到一邊，棄之不看。更何況“紅包評論”也不等於沒有好文章，有的“紅包評論”照樣精彩，有價值。文章的好壞，與潤金的高低、有無並無本質關係。蔡邕的文章，成就最高的恰恰是他的墓誌。當然，時隔1800多年，我們已經無法搞清他寫的墓誌裏面有多少屬於“紅包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