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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問題是，當代藝術如何“介入”政治呢?上個世紀末的中國當代藝術以叛逆的視覺話語刺激了社會的神經，時至今日，那些曾經令人震驚的新材料、新方式和新的視覺構成已經被廣泛地挪用到娛樂節目、廣告與日常生活中，叛逆淪為了時尚。新一代“比狠鬥奇”的“前衛藝術”也不過是獲取噱頭的新鮮玩意罷了，要麼撈上一筆走人，要麼自娛自樂(無論他們的初衷如何)。倒是老一輩的“藝術革命者”不但守住了他們的“藝術陣地”，還將“民族的”當代藝術“弘揚”到了世界各地。但不管他們的“藝術”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光是“天王”、“明星”這些帽子就已經使他們的作品和批評沒有什麼關係了。這些現象不但暗示著藝術家出了問題，還顯示出意識形態的傳播壁壘的新一輪自我加固，這意味著經由藝術媒體的批評可能性已經變得越來越小。
至此，我們大概已經開始意識到當下批評性藝術的困境之所在——與同時代媒介(即廣義的媒體)的脫節。一直以來將媒材當作媒介混淆了我們的認識，這兩個密切相關的概念在傳播作用過程裏發揮著全然不同的作用。媒材是較單純的技術材料，而媒介則是富含資訊的特定傳播形態。媒材的技術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媒介的可能性，甚至影響著受眾的“閱讀”方式，但只有在與特定的資訊“化合”之後它才得以通過接受環節産生特定的傳播效應。這個“化合物”就是媒介。例如，印刷術是一種媒材，而報紙是一種媒介，書籍是另外一種媒介。其實我們早該從西方社會政治利用藝術的方式轉變過程中看到權力鬥爭是怎樣地與同時代的媒介結合在一起，反過來也正好可以從這種利用的更新換代中看到其藝術形態流變的另一個重要動力。
通常更容易將描繪聖經故事的繪畫當作一種藝術而把繁縟的禮拜程式看作宗教儀式，真正的理由完全不是因為它們中哪一個“具有純粹的審美性”，而不過是由於將繪畫懸挂于建築物裏當作裝飾更為方便，這種“審美”與“傳播”的相互利用促成了“藝術”的確立。由此也可以發現，美學其實是一門基於傳播策略的心理學式的傳播分類學，它直接地構建出了整個關於“藝術”的神話。下面，希望能夠通過從傳播的角度考察西方歷史進程中宗教、政治、“藝術”間的互動情況中來擺脫這一神話對我們的困擾。
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西方繪畫藝術形態的流變顯示出由傳播媒材引發的主流傳播媒介的變化與權力鬥爭的深刻關聯。從廣義上説，基督教是西方政治的重要構成部分，因此可以把眾多的宗教題材繪畫看作是政治對“藝術”的一種利用 。十四世紀的歐洲，手寫與繪畫是主要的傳播手段(媒材)，而對普遍民眾的教化而言，形象化的基督教思想顯然比文字的《聖經》更有傳播效率，以人物和風景相搭配的理想化寫實的繪畫形態成為了這一時期重要的政治傳播媒介之一。在文藝復興已經從義大利蔓延到整個歐洲的十五世紀，媒材的技術還未更新，但來自思想界的革新潮流促成了新媒介的産生，這在繪畫形態上表現為“人文主義繪畫”對“中世紀繪畫”的反動。這種不自覺的媒介更新在一方面體現出視覺話語對政治的敏感，也在另一方面顯現了西方批評話語同步于傳播媒介發展的傳統。透視學與解剖學的進步為“藝術”內部為新繪畫媒介産生提供了促進力，同時也是其結果之一。
開始於十六世紀中葉的印刷術的普及更明顯地證明了這一系列的關聯。批量出版的書籍與報刊以更高的資訊效率替代了架上繪畫的感召力，它使人們重新考慮繪畫藝術的價值，其直接的後果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繪畫藝術形態的解放 。當繪畫不再是最有效率的傳播媒介時，關於權力鬥爭的話語還有多少理由需要像以前那樣重視它?版畫以插圖的方式與印刷媒材的結合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圖像資訊在新的傳播形勢下的是如何參與傳播的。印刷時代帶了更多生活化的繪畫題材，越來越即時的傳播手段讓繪畫更加地 “藝術”起來。光學原理的重大發現，既成就了寫實繪畫的登峰造極也終結了它一統西方“藝術”天下的時代。不過必須注意的是，“藝術”壟斷主流傳播時代的結束並不意味著它徹底退出了政治傳播的領域，相反，“藝術”作為藝術媒介在其後的幾個世紀甚至在今天反而更加是最具有批評性的話語之一，這也是我們今天在談論批評時依然有必要常常“以藝術的名義”的理由之一;但同時還要注意的是，藝術媒介的“天然”有效性更多地基於西方的歷史文化傳統，如果沒有自“五四”以來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以及二十世紀末的全球化趨勢的話，出現“’85’新潮美術”這樣的文化運動是不可想像的，而這也正是媒介本身的文化意味的深刻所在。因此，在整個西方的現代化進程裏，“藝術”的變遷不應該只是被看作“審美意識”對傳播技術的反動，它實際上訴説著現代個體意識覺醒對藝術媒體反思。僅僅將20世紀的西方現代藝術實踐當作是“藝術”領域內的創新活動是個嚴重的誤會，我們不能只記住那個放到了博物館的杜尚的小便池，還應當想起“達達”從事過的許多公眾性聚會;也不能只對絲網印刷的瑪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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