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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們是否同意，歷史卻顯示出：藝術從來都是被利用的，從圖騰崇拜到宗教信仰，再到個體意識，藝術寫就的是一部人類的社會史。有人便有傳播，有傳播便有藝術。藝術絕非不食人間煙火的超然之物，相反，它始終在包括政治的一切生活裏起著無數功利的作用。如果説前幾十年的“政治藝術”模式造成了我們對藝術之政治功能的逆反心理，那麼二十多年前的美術運動對解放文化觀念的促進作用難道不能為我們提供一種重新理解藝術與政治的可能性嗎?當然，事情遠非那麼簡單，在我們的傳統中，對藝術來説政治從來就是一個被避諱的問題。 “紅色藝術”並非造就“政治陰影”的根本原因，它頂多是加劇了藝術家對政治的恐懼。約1990年起，中國的當代藝術開始了構建自身話語之旅。在經歷了一個時期的對“東文學”的投懷送抱之後，中國的藝術家自覺到了來自西方文化的凝視。民族自衛情緒在關於他者身份的焦慮中高漲。高揚“復興傳統文化”的旗幟成為了當下中國藝術對抗“西方中心主義”的一種流行策略。回避政治的藝術觀念在這類找回祖先遺物的尋根運動中被重新強調了。然而，所謂的純然藝術真的存在過麼?中國的傳統藝術是在最理想化的追求與最世俗化的實踐中走過來的。且不説整個歷史上藝術作為統治工具所發揮的作用，單從實用器具與“藝術”把玩物間界限的模糊性就很難説傳統審美追求中的藝術境界會是一種真正遠離政治的“聖潔”所在。此外，即便是那些聲稱避世的作品，也無一不充滿著對同時代政治的某種態度(以消極反映的方式存在)。進一步説，讓藝術遠離政治的觀念本身也是傳統政治權力意識的産物。
説所有藝術都本來就同政治相關，並不意味著做什麼樣的“藝術”與怎樣做“藝術”成為了一件無所謂的事情。如何認識藝術與政治的關係涉及到我們看待藝術和政治的態度，而這些態度決定著權力鬥爭的形勢。中國根深蒂固的封建主義造就了非政治的藝術觀念，其結果就是將政治與藝術的話語更加理所當然地集中到了少數人的手裏。而最令人驚異的是：釀造這一結果的人不僅僅是那些最終的獲利者，其中更多的是在不知不覺中出讓了權力的大眾。傳播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的事，傳統的政治意識讓民眾從政治和藝術中走開，然後再用壟斷的藝術去炮製一個關於權力體制的設想，成為絕對傾聽者的民眾除了默認別無選擇。是藝術而不是政治讓大眾成為了旁聽者，傾聽的習慣讓少數人可以為所欲為，於是一次次革命改變的都只是玩家而非規則。當然，我們對此也不必顯得過於暴躁，任何過激的行動都只能是再次推動這個怪圈的加速迴圈;況且我們的這一時代確實已經有所進步，更寬容的文化環境讓我們可以不時地聽到些許不同的聲音，我們甚至應該為已經存在的多元化藝術狀態感到樂觀。但是我們還不能太樂觀，我們必須意識到那些根本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而且正在被掩蓋中變得更加危險。
今天是一個經濟利益再分配的時代，功利主義滲透到所有的領域。“85”以來以批評姿態出現的各種“前衛藝術”紛紛在藝術市場的逐鹿中淪為樣式，這些樣式被主流媒體和商業傳播挪用，也被更新的“當代藝術”效倣。在文化趨向繁榮、開放的背後，中國當代藝術丟失的是批判力。這個問題早已為批評界關注，但大多的觀點都將責任歸咎於市場功利的誘惑。如果將視野從藝術的領域解脫出來，在整個社會的文化語境中重新審視當下的中國藝術狀態會發現問題的根本並不在這裡。在政治權利、市場經濟、娛樂工業和消費文化面前失語的不僅僅是那些以功利為目的的藝術家，其中也包含許多充滿社會責任感的藝術家。再美好的願望如果不面對現實地尋找出路就永遠是烏托邦式的幻想。人類社會原本就是在利益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商品社會並沒有創造物欲，而只不過是以“資本——利潤”的形式將這一古老的“天性”數倍地放大了。如果我們現在可以重新建立一種認為精神信仰比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普遍共識，那麼只會是讓整個社會回到“毛時代”。顯而易見，這正好與我們激發個體意識的初衷相悖。如此的兩難境地並非新近才有，整個思想史也是在為人類擺脫這一困境的努力中形成的。因此，作為批評話語的當代藝術必須直面的不是一個關於“藝術”的問題，而是一系列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它必須主動地面對政治而不是消極地反映。
政治利用藝術太久了（不僅僅通過那些顯著的“政治藝術”），而個體意識的“藝術”參與政治在我們當前的這個社會還尚未開始。一旦談到政治與藝術的關係，我們還是不可避免地想到那种經由“藝術”的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為了消除這一歷史帶給我們的後遺症，首先需要重新理解政治。我們習慣了的“政治”是專制的政治，即那種通常只與政治家有關的政治。在專制的社會，只有當社會矛盾尖銳到不可忍受的地步，民眾才會有意識地介入到其中，其後果往往是暴力革命。其實我們還可以構想另外一種政治，即那種日常就同民眾密切相關的政治，實際上一些社會的發展早已開始趨向於這一構想，這種政治被稱為“民主”。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就是一個關於公眾性的話題，這種源於現代個體意識的政治生活從根本上不可能是一種“群眾專政”，它拒絕意識形態的操控而尋求自由的對話。當代藝術需要“介入”的正是這樣的一種政治，更準確地説應該是——它擔負著這樣一種使命：在這個時代的契機裏以持續的批評促進公共話語的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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