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煉獄中的“精神表現”

改變，對我而言首先是心變，藝術的改變才會發生。不能強求，不能人為，否則便是虛偽和做作。仔細想這是我的內向性格造成的結果，我的內心總是像一個對立的矛盾體，外在的內向與內在的外向。 在最安寧的瞬間卻常常衝動無比，覺得那些等待的挖掘本身就充滿了神秘，挑戰和無限的吸引，或許也就是這一點讓我有了破門而出獨自擇路的膽量，更樂於無人之路獨行。喜歡用個人的判斷來建立自己的經驗，尋找人生的價值和進行自我再構。常常把想像的“我”相對的“自我”作為對決的對手。同時在暫態即逝的生活裏喜歡感悟，遠距離地觀察和變相的困惑交加，把簡單看的複雜，讓複雜變為簡單。

連結和訴求內心的精神狀態同繪畫相互對應的通道，就是狀態中的“我”，不斷改變的我。

八五時期的作品代表的是我真實的思想狀態和藝術理念，這一點我毫無疑問。 可是我和現實都在改變著，這種不斷的改變和運動才是應該把握的真實，而不是那些定格的歷史畫面和記憶。所以八六年之後我就開始了一個首先學會放棄，然後開始尋找的不歸之路。轉變是要付出代價的，因為有可能原有的丟掉了新的也沒找到。當時很多美院的和美術圈子裏的朋友對我的最初嘗試表示出了懷疑甚至惋惜。

但這就是我的性格特徵，在決定做之前，也猶豫徘徊前思後想，一旦決心已定，便義無反顧。當時學院裏的韋啟美先生對我的探索非常理解和支援。而他本人的作品中包含的前瞻性和現代感，以及繪畫的當代意識在中國油畫史上一直被低估。

探索者，無畏是否還能活著歸來，探索者眼睛永遠看著前面。

直至八九年我個人始終是在一種搖擺的狀態下堅持著個人繪畫的摸索，夾雜著孤獨失落的情緒。但恰恰是這樣，我開始更加關注我的繪畫和我個人生活的同一性的訴求，通過激烈的表現狀態。同時也敏感地意識到我的這些繪畫似乎正是當時埋藏于皮膚之下的不安情緒和狀態，激烈于平靜，撕裂入淡定，在雨後的北京夜晚，在昏暗的小飯館的燈下，那個時代的氣息和我同脈了，，，

記憶中的八九年的暖春姍姍來遲，“中國表現藝術展”在歷史博物館開幕沒幾天，外面的廣場就擠滿了遊行的大學生，本來很清靜的展廳來了一批批的年青參觀群體。這無疑是一次難得的現代繪畫普及的機會，我們都很興奮，常常認真地回答著年青大學生們幼稚和天真的提問。這些學生當中的部分現在是中國最具有實力和成功的精英群體，有些還一直保持著很好的聯繫，他們一直關注著中國當代藝術的動向和充滿了發自內心的熱情。

九零年初，在蕭條的冬日我告別了和我的藝術生命綁在一起的祖國，告別了父母家人，踏上了飛往法蘭克福的飛機，，，

八九年，煉獄中的精神表現！

中國表現藝術展 1989年

1989年中國美術報，“寫在中國表現藝術展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