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北方藝術群體闡釋
文/舒 群
《“北方藝術群體”的精神》一文為本群體宣言（詳見《中國美術報》18期）。“群體”的價值就在於他們每個人的文化取向都是屬於嶄新的領域，這就是説，相對於人類的總體，他們必須是走在歷史前面的人，他們彼此都看到了一個比目前群眾所認可的文化模式更為理想的新文化。而要弄清每個人頭腦中對新文化的模糊意象，就必須大家在一起來討論、辯證，於是，“群體”的活動就越發顯得必要和有價值。實踐證明最初在我們頭腦中形成的“新文化”模式是個含混不清的東西，通過討論、辯證和在藝術圖式創造上的試驗才越來越明晰，這種逐漸趨同的結果並不是由哪個個人的思想取替了其他人的思考，而恰恰是每個個人的思考反覆碰撞、融合、辯證最終認同的結果，這一相對理想的結論必然是“群體”智慧的結晶，而不可能僅由一個人臆造。從這一意義上看，所謂“北方文化”或“‘寒帶—後’文化”的假説（在此只能簡單闡明它在視覺文化這一領域中所代表的意象，而不能論及它的産生與由來）絕不是某個人毫無根據的異想天開，而是某種滲透于本時代的最高理念和意象在那些敏銳的人感知後彼此認同的一個總結和概括。因此，“群體”的意義不僅僅是在彼此認同的時候感到每個人並不是孤獨的，從而確信自己的思考是有價值的，同時更在認同的基礎上去偽存真，通過批評、反批評、辯論、爭論，最終討論出一個到目前為止，對整個人類文化普遍有效的文化模式，這就是—“北方文化”或“‘寒帶—後’文化”這一新文化的模式。正是通過這種種方式，才使我們更加明確了（弄清了自己需要什麼）自己的藝術主張，即復興中世紀的理性與原始時代的熱情，而首先在藝術上我們更傾向於理性。莊嚴、崇高、冷漠、肅穆的情感將是我們在藝術中力圖表達的內涵。因為，這種情感的産生源於對彼岸世界的敬畏與嚮往，在這種情感的包圍中，人們體驗到了“天人合一”的神聖而崇高的精神境界，這正是人類賴以拔高自己，使無目的的人類生活變成具有合目的性的趨向彼岸這一終極目的的社會生活，使無精神性的當代人類變得更具有精神性的根本所在。誠然，能夠真正領略與感知這一精神境界的人在人類的總體中必然是鳳毛麟角，尤其是在當今這種普遍喪失精神性的時代裏，更是寥寥無幾，但正是由於這種歷史原因，才使得人格高尚的藝術傢具有一種責任感與使命感—喚醒人類的理性，使中世紀那種虔誠、真摯、心地善良、靈魂純潔的美好品質重歸人類。當然，在我們明白地指出我們是力圖恢復中世紀的理性精神的時候，希望讀者不要誤認為我們是在宣揚倒退。因為，在今天，尤其是在中國，我們提出恢復中世紀的精神已與當時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會殘酷地扼殺人性的“理性精神”有著不同的意義，中世紀的黑暗在於它是在極端地貶抑人性的基礎上高揚“神性”的（神性：即人類的先驗理性或最高理性。本文中所及“理性”一詞，均為此意，它不同於“一般理性”，它 是一種恒定的精神原則），而我們今天提出的“理性精神”則是在肯定人性的基礎上高揚“神性”，這正是新文化（健康的文化）不同於以往任何時期的舊文化的根本標誌。中世紀那種極端的、偏執的病態社會信條早已被文藝復興以來的社會革命打得粉碎，此後的西方從“理性”的牢籠中走了出來，高揚原始野性的直覺精神，一切傳統的文化模式都受到了衝擊，人們再也不甘心按照某種信條去做事，長久的被壓抑的人性以及人性中最低的力（動物性）都奔涌而出，這種活力和激情使西方社會蓬勃健康地發展起來，但時至今日，即資本主義社會的後期，這種“解放”已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或許是中世紀對這一向下的力（向下的力與最低的力同意，即人體中的生理力）壓抑得太深重的緣故，文藝復興後的西方並不是在調正了理性與直覺、理智與感情的關係後就平衡發展了，而是繼續向下滑，直至目前這種普遍精神貧乏、物質氾濫（對物質的追求走向了偏執，使個人成為被物的關係統治的奴隸，從而失去了自主的權利）的局面。這是當代西方的困境，而中國面臨的困境則是受此兩方面的衝擊，其一是精神的貧乏；其二是物質的貧乏。當代中國首先接受了物質的衝擊，這與當代西方面貌的總體傾向不無關聯。但是如同當代中國的少數有思想的人一樣，西方的智慧者們也在為復興中世紀的理性精神而辛勤地勞動著，同時這種努力也並不是徒勞的。在這些少數智者建立了具有説服力的學説後，認同的人數越來越多，逐漸形成了幾個影響頗大的哲學流派，如新托馬斯主義、基督教唯靈論等。而熱愛宗教哲學及對新托馬斯主義的信仰正在成為西方多數人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此可見，對於理性精神的重新確立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同時也是世界性的問題，面對我們這一理性薄弱的民族傳統，我們就更應高揚與建設之，因為，只有這樣，我們的生活才會更富有光彩，更崇高、更純潔，更具有精神性。當然，同時我們也高揚直覺主義、原始熱情，讓生命力更勃發、更充滿活力、更富有激情，這正是精神性賴以産生的基礎。正是為了高揚人類的精神性與原初性這一目的，我們提出了建設“北方文明”的藝術主張，所謂“北方文化”或“‘寒帶—後’文化”，其實就是理性文化的形象化名詞。此外，我們還提出了以“理性精神”為主體，“直覺主義”為輔助的理性與直覺並協的文化發展模式，這即是説在建設“北方文化”的同時去促進“南方文化”（直覺主義的形象化名詞）的對應性發展，以此來取替傳統文化那種既缺少理性又缺乏直覺的不健康狀態。正是基於人類在本時代這兩種需要，我們才把當代稱做“南、北方文化”並協的時代，用以掃除東、西方文化（溫帶文化）越來越孱弱的腐敗風氣。為此，我們提倡在本時代裏要最大限度地向著兩極發展，即向著高度的理性與高度的直覺發展，這即是尼采所説的：“讓人類最高的力與最低的力匯聚在一個源頭奔流。”這就是一方面要加強人類的精神性，另一方面又要加強其物質性（生理上的需要）。因此，我們力圖在我們的藝術創造中掃除一切溫柔的、軟弱的、病態的藝術樣式，建立起崇高的、莊嚴的、健康的文化模式，讓人類在這裡感到個人的渺小與人類精神的偉大。在生活模式中則選擇那種更為人本、健康、受自由意志支配的方式。充滿自信的人格與富有激情的理性是我們要求“新人”的標準。只有這樣，人類才能重新恢復中世紀的精神性與古希臘、古羅馬的健康與強大。
誠然，我們所有這些理想也許都是設置在彼岸的“烏托邦”，但向著這一目標的努力卻是必要的，因為這樣做雖不能企望整個人類的每個成員都成為理想的健康人（完人），但是至少可以使自己更趨向健康。人類的全部意義和價值正在於這種力爭趨向健康與完美的過程，在這種不斷地追求向上的努力中，他發現了美，他得到了精神與力量。此外，從社會現實的角度看，高揚這種精神的努力正是提高我們民族素質的關鍵。也許，我們這一代的努力對我們自身來説毫無結果（即：不能在我們有生之年看到理想的社會風尚的出現），但不能説這種努力不會給後人打下比過去好一些的基礎，這樣一來，接下去繼續我們事業的人就會進一步發展我們的進步思想，直至使之成為人類普遍追求的風尚與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
這種社會理想的最終實現畢竟要靠人類的積極努力才有可能，為此，我們堅決要克服的就是民族劣根性中那種“望子成龍”的思想，正是我們的先輩總是抱著這種思想，才把困難一代代推至今天。因此，我們堅決反對那種逃避現實的出世思想，這種人的骨子裏並不是超脫，而是怯懦與懶惰以及貪圖安逸、享樂的俗情在支配著他們的靈魂。一個人格高尚的人，一個具有理性的人當徹底摒棄這種俗情和以超脫為藉口的蠕蟲似的靈魂！正像尼采説的那樣：“我愛著這樣的人，他當是愛著他的大地的人，不在星球之外尋求一個身軀，只為大地而犧牲，使大地成為超人的地！”（尼采《查拉斯圖拉如是説》）為了人類的社會生活更為健康，更為崇高，更為理想和更富有朝氣，我們將用我們的畢生精力致力於新文明—“北方文明”的建設。使人類的大地成為“極北凈土之地”（“極北凈土之地”一語出自尼采《上帝之死》一書，意為：超人生活之場所），成為超人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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