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紀念洪毅然百年誕辰作品文獻展及研討會”在北京炎黃藝術館舉行。洪毅然先生是中國當代美學史上卓有影響的美學家，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和大眾美學研究做出了傑出貢獻。但這次文獻展卻給人呈現了一個別樣的洪毅然，即除了美學理論研究，他更是一位中國現當代美術史上不可忽視的畫家。他早年考入國立杭州藝專，專攻西畫，作品多次入選全國美展。晚年從事國畫創作，所繪水墨花鳥，自成一格。這種理論與藝術並舉的復調式人生，對重新認識中國美學與藝術的一體關係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自近代以來，受西學的影響，中國學術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學科，無一不日益門類化、專業化，但在哲學、美學與藝術實踐之間卻依然表現出高度的會通或相互穿越關係。洪毅然是其中重要的代表，另像王朝聞、高爾泰也都是由藝術創作而入美學。相反，鄧以蟄、宗白華、劉綱紀等則是由哲學、美學而入藝術。這種學科之間的相互穿越之所以是可能的，一是因為美學理論本身就建立在對藝術反思的基礎上，二是因為藝術作為對自然、社會、人生經驗的感性傳達，美構成了它的本質和目標。易言之，不論其他學科為確立自己的獨立價值如何規劃自身的邊界，在藝術、藝術理論、美學、哲學之間卻始終存在著一個進退自如的通道。其中，美學通過藝術獲得了對其理論價值的印證，藝術則通過美學在觀念層面獲得了自覺。這種相互參證和相互發明關係，證明一種理想的美學，必然是從藝術出發的美學；一種理想的藝術，必然是在觀念層面獲得哲學和美學支援的藝術。進而言之，一種理想的美學家和藝術家，則必然是藝術家型的美學家和美學家型的藝術家。
關於美學與藝術的互動關係，20世紀的美學和藝術研究者多有提及。1938年，英國人科林伍德曾在其《藝術原理》中將美學家分為三類：一是藝術家型的美學家。這類美學家“熟知自己所談論的內容”，但他們從事的工作更類似于藝術批評和鑒別。二是哲學家型的美學家。他們可以嫺熟地談論美和藝術的道理，但“不管他們多麼勝任理論的建立工作，卻往往因為事實基礎薄弱而歸於無效”。三是藝術與哲學兼而習之的美學家，他們代表了美學的未來或理想形態。在中國，朱光潛先生則強調美學家兼習藝術的重要性。如其所言：“不通一藝莫談藝。”東南大學的張道一先生則主張“美學下來，藝術上去”。所有這些議論均證明，作為藝術哲學的美學，它的核心目標並不僅在於對美和藝術作純粹哲學化的思辨，而且在於對藝術現象形成有效的解釋和闡明，而解釋的前提則是美學家要懂藝術。同樣，藝術雖然借助於感性形象顯現自身，但對哲學意味或理念的傳達卻是藝術家的根本意圖。就此而言，美學和哲學，就成為藝術家必備的職業修養。
但事實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當代藝術實踐和理論研究領域，美學和藝術的關係不是日益接近，而是日益疏離。比如，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美學研究基本可分為藝術美學、文藝美學和哲學美學三大塊，研究人員分佈于大學的藝術學、文藝學和哲學學科。但近20餘年來，國內的藝術美學基本回到了關於藝術的專史研究，存在於大學中文系的文藝美學也日益邊緣化。哲學系的哲學美學，則陷入純粹的理論思辨不能自拔，對當代藝術的進展缺乏關注。就美學研究者的專業素養而言，雖然大多數人談起美和藝術的本質規律頭頭是道，但這些談論往往是“不及物”的，即一旦涉及具體的藝術作品，就顯示出其理論儲備的不著邊際和大而無當。他們缺少與藝術家的直接對話，甚至連一般性的美術展覽也極少參與。這種知識結構和專業素養，當然很難提出真正讓藝術家尊重的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