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身份之外，陳履生是藝術史論者、畫家、攝影家。他個人展覽正在北京僑福芳草地展出。2012年，他的展覽主題是“博物館建築攝影”，這一次則是“巴西攝影”，呈現異域風情和人文關懷。“當藝術家表現為多重身份的時候，歸根結底還是文化人的一種身份，中國歷史上所謂的詩、書、畫三絕實際上就是在不同領域內的共同成就。”陳履生説。
在陳履生眼中，博物館是文物和藝術品的家，是人們瞻仰文物或藝術品的聖地。最近一段時間，不論是圓明園獸首花落國博，還是被口水淹沒的“冀寶齋”，或是一直被關注的博物館免費開放問題，都與這一“聖地”有千絲萬縷的勾連。日前，記者專訪陳履生，探討這些話題，分享他的觀察、理解和思考。記者記者吳亞順
陳履生 1956年生於江蘇揚中市，現任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北京博物館學會副理事長等。30餘年來潛心研究美術歷史及理論，並從事美術批評、美術創作，出版著作（包括編著）50余種，其中有《新中國美術圖史1949-1966》《以“藝術”的名義》《革命的時代：延安以來的主題創作研究》。建有私人博物館“油燈博物館”。
博物館免費開放是雙向問題
記者：國博新館免費開放已兩年多了，效果如何？免費開放，給博物館帶來怎樣的挑戰，國博又如何應對？
陳履生：免費開放使公眾受益，博物館也大幅度地增加了觀眾的數量。帶來的問題是管理上的，公共安全、參觀秩序、公眾服務、展覽品質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國博的應對是多方面的，比如增加保安，加強安檢，增加護欄，增加展廳工作人員等，通過各種手段化解各種矛盾，通過具體努力提高服務品質。但是，這是一個雙向的問題，社會上一般都是在拷問博物館的管理水準和管理能力，而忽視對公眾素質以及一些實際情況的考察。大聲喧嘩，追逐和打鬧，影響他人的拍照，肆意觸摸展品，公共區域內的躺臥和睡覺，中小學生打牌，這些都嚴重影響到展品安全和參觀環境，其不文明的行為舉止也影響到國民形象。因此，博物館的應對還有待於全社會的關注，共同努力。
記者：在豐富館藏這一方面，國博有什麼經驗可分享？
陳履生：館藏是博物館實力的最直接的表現。博物館之大之強不僅是看建築的規模，更重要的是看博物館館藏的數量和品質。舉凡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館無不以豐富的收藏而聞名，而像日本東京的國立新美術館儘管有巨大的建築體量，為全日本博物館、美術館中面積最大，但是因為它沒有自己的收藏，這就註定了這座由日本著名建築師黑川紀章設計的美術館不可能成為世界上著名的美術館。
國博非常注重藏品體系的建立。在現有的超過120萬件藏品的收藏中，其中國家文物局于2010年一次性將其所屬中國文物資訊諮詢中心代管的40萬件文物調撥給國博，包括佛像2萬餘件、玉器8萬件、瓷器20余萬件，另有書畫、雜項等約10萬件。而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的1959年，先後在全國徵調文物3萬餘件，其中有包括“後母戊鼎”在內的一批國家重器。
去年，國博又獲得了中央禮品的整體劃撥。這些都極大豐富了國博的館藏。在國博確立“歷史與藝術並重”這一新的發展定位之後，又加強了藝術品的收藏。幾年來，石魯、陳之佛、周掄園等家屬的捐贈，成為國內文博界藝術收藏的亮點——因為石魯家屬的大宗捐贈，使得國博成為擁有石魯作品最多的機構。另外，近年來國博還獲得了數以千計的非洲木雕的捐贈。
在國博的收藏體系中，國家的徵調和劃撥，私人的捐贈，構成了國博收藏的重要來源。而組織創作，使國博擁有大量的、重要的革命歷史題材美術作品，如董希文的《開國大典》等。為了鼓勵和吸引更多的個人向國博捐贈，幾年來國博也採取了許多特別的措施，如設立“石魯藝術研究中心”，“陳之佛美術史論獎學基金”。國博還在積極開展對捐贈品研究的同時，舉辦基於捐贈品的展覽，如“孫照之女捐贈中國古代繪畫珍品展”，明年還將在紐西蘭國家博物館推出“石魯藝術展”。這些積極的舉措都在一定程度上褒獎了捐贈者，在社會上産生了很好的影響，形成了促進社會捐贈的正能量。
不能展出最新考古成果很遺憾
記者：在博物館，一般不能看到最新的考古和研究成果，大多是展出多年的文物。這對於觀眾來説，也是一種遺憾。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陳履生：這不僅是國博的遺憾，各省市博物館都有這樣的困惑。幾十年來，無數的最新考古成果都鎖在各地考古所的庫房內，連省級博物館也調不動省考古所的藏品，更不要説去調下面市級文博單位的藏品了。上個世紀50年代，為了支援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建設，中央一聲令下，各地重量級的文物雲集北京。現在國博平均每天有兩萬多的觀眾，如果能夠讓他們看到各地最新的考古成果，了解五千年文明的輝煌，應該説是對考古發現新成果的最好的宣傳。事實上很難，現在已經成為不可能。如果能有最新的考古成果的加入，國博的“古代中國”基本陳列將會更加精彩。多年來，國家有關部門每年都評比年度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可是，在各省市的博物館基本上看不到近年來這些考古發現的新成果，遑論國博。
對於這一問題，國家如果能像經濟調控那樣，用行政手段來調控文化資源，不僅是國博，各省市博物館的基本陳列也都會更加豐滿，而各地最新的考古成果也會得到與公眾見面的機會。
記者：你去過很多國家博物館，這些博物館，有哪些具體方法或者觀念，值得我們借鑒？
陳履生：國外很多博物館的經驗很難為我們借鑒，核心問題是我們的社會制度不同。西方一些博物館各有其自己的特色和發展道路，可是我們的省市級博物館的同質化、趨同化的現象嚴重。西方的博物館注重社會的教育功能，而我們的博物館教育功能薄弱。西方國家博物館在城市中的文化影響力巨大，而我們尚不能建立起與社會和公眾之間的緊密聯繫，難以成為公眾文化消費的依賴。具體到一個小的細節上來論，國外有許多博物館中的咖啡店是所在城市中的最好和最有品位的咖啡店，而我們各級博物館的咖啡店和茶館在城市中的地位如何，似乎可以折射出博物館的影響力的問題。如何提高中國博物館在社會中的影響力，這都需要時間。
私人博物館適者生存
記者：前不久，河北“冀寶齋”博物館引發爭議，人們把目光再次投向了民間博物館。據你的觀察和認識，如今民間博物館的生存、發展是怎樣一個狀態？
陳履生：到“十二五”末，中國的博物館總數將達到4000家，這是一個看得見的進步，可是，其中有沒有“冀寶齋”，有沒有“冀寶齋”的問題，是需要考量的。公共文化設施應該走出低水準發展的道路，應該從追求增加數量轉向追求提高品質。從目前私人博物館的現狀來看，良莠不齊，莠者眾多，良者甚少。以“冀寶齋”為例，這個由河北冀州市二鋪村耗資5000余萬元集體興建的博物館，從經濟性質上來論已經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間博物館”。可以設想的是，一個村裏都想到建博物館，可見博物館的概念在中國並不陌生。如果是正能量的話，那麼，完全可以作為博物館事業在中國高度普及的例證。然而，權利人在完全不知博物館內涵的狀況下就辦起了博物館，也在一定程度上説明瞭公民素養的問題，至少可以説明缺少對博物館的文化敬畏。如果辦博物館的人都缺少應有的素養，可想而知，與博物館相關的建築、藏品、展覽、教育、管理等等方面都有可能是格格不入。
記者：民間博物館發展之路上，官方博物館如何提供幫助？
陳履生：對於私人博物館，通常會聽到扶持和幫助的問題。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如何扶持？怎樣幫助？扶持什麼？幫助什麼？世界最著名的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屬於私人性質，沒有看到美國政府的扶持，一樣得到發展壯大。而在中國，許多不強的事情都會自然提到政府的扶持與幫助的問題，動漫、文化産業，其結果如何？私人博物館是水到渠成的産物，適者生存，扶持和幫助非常有限。看看當下各省市博物館的現狀，那是真正需要扶持和幫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