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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副處長林慧嫻女士
對於未來博物館而言，並不僅僅是存儲作品和傳播知識的地方。對於走在世界前列的博物館而言，它們更願意將之視為一個城市的概念。未來博物館將以三維立體的方式呈現給參觀者，不再是以往單一視覺的概念。展覽的空間也不再局限于博物館本身，形式多樣的數字化和模擬可視化資訊，共同組建出宛如一個城市般龐大的空間。而在這種大環境下，公共教育和學術研究也搭載了更多更豐富的形式，來改變生活和個人體驗。
首先，未來發展完備的美術館所要承擔的公共教育職能並不會像現在這樣簡單，除了要將公眾持續不斷地吸引到美術館中接受藝術熏陶外，更應該充分利用公眾進入美術館的短暫時間，完成一系列的資訊傳輸工作。對於沒接受過系統美術教育的普通公眾而言，展覽的盲區是切實存在的。很多觀眾只能走馬觀花地看一遍作品，無法真正掌握欣賞作品的關鍵。這在一些世界聞名的博物館裏也是一個難以攻克的問題。比如説教廷博物館，因為佔地面積和年代久遠的問題，光憑講解機導覽對於觀眾的幫助並不全面。而書面説明則過於簡單不能涵蓋足夠的資訊量。未來就應該在這方面提供全面完善的幫助性服務，除了利用大量的志願者來對展覽及作品進行講解外，還應該從硬體設施上下功夫，無論是展簽還是宣傳手冊、畫冊等，都應該與以往不同，這些配合展覽的公共宣傳教育手段都將是使觀眾深入了解藝術的強力輔助。有些博物館已經開展了類似的先期工作，比如日本的美術館就非常注重展覽手冊的設計及內容呈現，他們力圖用這樣一種可以被觀眾帶走的紙質宣傳物來將美術館的影響從參觀的短時間滲透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去。
另外，利用網際網路等高科技手段來進行美術館的宣傳教育等也會越來越多地佔據美術館公共教育的比重，建立一個完善的資料性強的本館網站應該是未來每一個館藏豐富的美術館所應該做到的，利用網路便利達到公眾足不出戶就能進行欣賞研究的目的，會彌補很多觀眾無法到場觀看或者錯過展覽時間等的遺憾。而且數位類藏品的增加也決定了觀展模式的轉變，這也要求博物館對新技術的反應週期更短更及時。當今世界雖然越來越多的博物館開始注重數位技術的運用和虛擬收藏的重要性，但因為工作的延續性和需要長時間的工程建設以及大量資金投入，博物館的三維立體數位化只能説是剛剛開展，還遠未到達成熟階段。在這方面台北故宮投入和運營得相對較好。而為配合新的高科技手段的使用，對於觀眾和工作人員的相關技術運用説明就顯得愈發迫在眉睫。在學術研究方面，新科技的廣泛運用在藝術品保護、研究、交流方面都起了居功至偉的作用。相關的文物複製、立體3D圖像建模、歷史推衍等等，都讓舊有館藏重獲新生，而不同知識的碰撞交流也使得研究成果一日千里。未來博物館的相關科學技術手段運用會更加先進和成熟，這意味著研究領域也會前所未有地拓展，這對從業人員的個人素質又有了新的要求。
其次，未來的美術館應更加注重志願者力量的擴充及利用。未來美術館中志願者的人員組成應該涵蓋多方面人群，這樣既可以擴大志願者隊伍，又可在展覽講解時對人群有所針對，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志願者的服務對象除了進館參觀的群眾外，還應該擴大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帶著各種美術館資料走入到殘疾人群、監獄人群等特殊人群中，讓他們可以在暫時無法走進美術館的時候，同樣享受到來自美術館的藝術教育。而志願者的水準受博物館所在地域和歷史文化影響而有所區分，不同的博物館需要有自己的特殊對策。並沒有一套標準培訓流程可以運用，這在未來美術館的運作中是一個挑戰。
未來美術館在公共教育活動的安排上應該與現在有著極大的不同。未來美術館所舉辦的活動應該衝破這些限制，將舉辦活動的時間靈活化，不為了配合某個展覽或者某個節日來舉辦活動，更應該將這些活動日常化、常規化，並且極大地開放活動的參與度，讓更多的市民及孩童參與到其中。作為公共設施，美術館的活動安排上除了要體現其專業性及獨一無二性之外，還應該立足於民眾，提升活動的可參與度與趣味性等。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家庭和學生項目”正是其中的佼佼者。除了數千張家庭招待票之外，這個項目還包含了遊覽、家庭電影、藝術寫作、繪畫和藝術企劃等更豐富的內容。同時博物館還設計了許多可供學生自己動手製作藝術作品的材料，以激發其創造性。通過類似這樣的綜合性活動，美術館不但可以整合資源，還可以一次性達到多重公共教育目的，具有非常高的價值實現性。
未來美術館還應該在現有的“分齡分眾”基礎上更加細化和具有地區特質。除了對弱勢群體、特殊群體等族群進行劃分之外，還應該根據參觀者的興趣傾向等進行更清晰明確的定位。在合作機構上，也應該以此為要點，和不同類型的博物館、大學、教育機構展開廣泛合作，達到藝術結合專業教學的跨領域合作，從而達到未來美術館成為大眾終身學習和推動社會藝術人文發展的機構的目標。惠特尼美術館開辦的長達40年的獨立研究項目就是一個很好的關於從過去到未來公眾教育的分眾性的範例。
當然，以上簡略的幾點並不能以偏概全地將未來美術館在公共教育方面的作用及措施一一涵蓋，但管中窺豹，我們可以看到，在未來的美術館定位中，公共教育將會佔有非常大的比重，美術館不但可以借此來全面實現其為公眾服務的最根本目的，更可以通過自身的這項職能為公眾帶來全民的藝術教育，也只有實現了這些之後，美術館才能更進一步地挖掘其更深層次的社會職能及教育意義。
“國立”故宮博物館
台北故宮的教育部門主要分為圖書文獻館、虛擬博物館、協助學校進行教學的相關資源、故宮e學院、兒童園地和教育活動等。圖書文獻館主要是不斷更新完備中西方各類文獻的數位版本以供使用和查詢。虛擬博物館則是動態線上博物館導航，讓第一次前往博物館的觀眾也能對館藏和相關設施有直觀了解。故宮e學院則包含了3D文物鑒賞和各色線上課程，更重要的是故宮文物知識已經融入了國小、國中的藝術與人文教科書，達到更深入的普及教育作用。兒童園地則是以兒童學藝中心為主體，讓兒童參與文化藝術活動，在快樂中學習到知識。而教育活動則更多的以家庭為主體，讓大人和小孩都參與到活動中，達到一舉兩得的目的，比如為配合現在進行的“金成旭映-清雍正琺瑯彩瓷特展”，台北故宮就特別推出了會持續到4月中旬的，專門針對國小1年級至6年級兒童及家長組成的親子團體的“彩瓷紋樣大觀園-琺瑯瓷磚彩繪”親子活動。這個活動會介紹本特展的各式彩瓷類型、製作方式以及雍正琺瑯彩瓷的特殊紋飾樣貌，進而使參與者了解清雍正時期宮廷藝術的重要成就。
為了了解更多的關於博物館公共教育的資料，藝術銀行特別專訪了台北故宮的林惠嫻副研究員，更全面和一手地了解台北故宮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成功經驗。
ART BANK=A
林惠賢副研究員=林
A：台北故宮的教育部門在整個博物館的發展中佔怎樣的位置？對於其整體發展起到怎樣的作用？
林：可以説越來越重要，在台北故宮的運作中起到教育推廣的作用。正如前院長周功鑫所言，“教育是博物館的靈魂”，這正是博物館的基礎。周功鑫女士將台北故宮定位為“成長團體”，正因為博物館的教育是一種自學，也是終生學習。
A:據我們所知，台北故宮在公共教育方面是有一定優勢的，請談一下在這方面比較前沿的探索。
林：主要借鑒了美國博物館的做法，在網路數位化上做得比較多。比如説裸眼3D藏品演示，古今結合的動態導覽，館藏文獻的大量數位化線上查詢等等。更多的在於區分觀眾，比如年輕人，以家庭為單位，老人，專家團體等等，還包括台北故宮一直在做的，針對特殊觀眾和弱勢群體的相關服務。比如説專門為監獄關押犯人舉辦定期巡展，讓他們也能增長文物相關知識，也豐富業餘文化生活，這就是台北故宮的一項特色。而大量使用志願者也是為了讓公眾能夠更多地參與到博物館的運作中。每一個志願者都要進行嚴格的上崗培訓，這不但是對觀眾負責，也是對志願者本身的一種再教育的過程。
A：台北故宮開展的文化創意産業研習營在業內尚屬首創，能談一下它的緣起和目前的發展狀況嗎？
林：主要還是分眾活動的需求。目前台北故宮的主要收入來自門票、禮品店、餐飲服務、品牌授權等。數千種衍生商品和近百家合作廠商使得合作領域空前寬廣。研習營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訓練”，一個提高從業者素養的契機。在研習營中，台北故宮從藏品到文化都可以成為相關廠商的文化創意滋養平臺和靈感來源，拓展了設計者的視野和對文化的理解，從而雙贏。目前研習營反響很好，設計的教育領域也從瓷器等有形收藏發展到京劇、東方香料、茶席等更關注精神世界的教化上。
A：隨著藝術的發展，新媒體的介入，像台北故宮這种老牌美術館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學術部門是否也有相關困境？你們是如何應對這種發展的？
林：其實我們並不認為新媒體是一種困境，相反，是一種絕大的助力。這使得我們能夠更及時更好地和公眾進行交流，遇到問題也能夠更快得到反饋和解決。而且新媒體的介入使得我們和其他博物館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彼此之間的相互交流借展能夠更好更頻繁地進行，Facebook和Twitter這類的社交平臺使得台北故宮能夠更活潑地和現在的年輕觀眾達到共鳴。再比如借助新的技術我們已經可以實現複製文物進行出境展出，也可以通過多媒體媒介更形象立體地使觀眾和藏品有更深入的接觸。
A：在您看來有沒有一種比較完美的適應未來美術館的公共教育模式？
林：關鍵還是在於不權威化。以觀眾為核心，更加民主化，讓觀眾擁有更多個人經驗觀感的博物館公眾教育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目標。讓文化藝術成為一種大家都參與並且熱愛的自發性的活動，而非擁有強大距離感的權威地位體現，這才是未來博物館需要做到的。而且博物館的公共教育也需要更多地跟上現今科學技術的發展，更好地為觀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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