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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虎
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博士徐小虎(Joan Stanley-Baker)以“用捕鼠器來捉夢”對既有中國藝術史學研究方法進行諷喻，徐小虎認為：“藝術是活的，而教授們卻想用一套架構，把所有的東西塞進去，為寫一部藝術史預設一個鐵定的制度。但，研究藝術，需要活活地去了解。”
徐小虎強調藝術品是藝術家的“心靈感知”，“好的作品會整體再現藝術家感知到的自然形狀和所有觸感”，因而，觀看繪畫要直接地看，清空大腦，忘記目錄、無視標簽和藝術史教程的説辭。——這一經驗與她在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修習藝術史課程的體會有關，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獨家專訪時，徐小虎談到：“上學的時候，經常看到明明是很死板的一張畫，可它旁邊就寫了同時代人的評論，説得好得不得了，而現在這張倒楣的畫就擺在那兒啊，並不如所寫的那樣，我就不相信啊。可是老師們常常相信。”
“從書本看到的藝術品目錄，分不清時代的面貌”，這是很多人在對中國古代書畫藝術進行鑒賞時常有的感受，但徐小虎明確地提出後，這一模糊的認知狀態才被清晰地描述出來。她很自然地想到：“中國藝術史怎麼會如此特別——與西方藝術能清楚辨識的時代特徵完全不同。這裡頭需要質疑是否存在真假畫混雜、各個時代的偽作相互疊加所導致的混亂。”
此後，徐小虎一頭扎進對元代繪畫大師吳鎮(1280~1354)作品的研究中，寫作以吳鎮個案歷史為研究主題的中國藝術史研究專著《被遺忘的真跡：吳鎮書畫重鑒》(下稱《被遺忘的真跡》)。
吳鎮的繪畫引發徐小虎的共鳴，她用“愛”來形容。“愛慕一個人，全身的細胞會張開、顫抖”，説到藝術，笑容將她臉上的皺紋展開，“吳鎮筆墨的音韻很低很沉，有一種靈魂的質感。第一次愛上的，就是贗品，在故宮(微網志)選了一張中國山水帶回家看，在學校，人們都把它認為是真的。”説到此處，她打開電腦裏存的吳鎮的《雙檜圖》，畫面靜穆，氣象豁然，問道：“你看到地表的呼吸了嗎？你感到‘氣’的流動了嗎？我看到這張畫的時候，感覺到他在的那天有點濕有點冷。”——她需要用身體與靈魂全息的感知達成與吳鎮作品的對話，説：“我想跟他喝酒，但是看得出他不會跟我喝，他是個那麼深那麼傲的人。”
而其後，在徐小虎不停對照吳鎮真跡與偽作關係的過程中，與生命力有關的描述時常蹦出來。例如，筆墨，她如此描述——“明代的偽作，你總能感到筆墨要刺破空間、刺破這張紙，明代畫家過分關注筆墨，好像離開筆墨他們便不知道幹什麼了。宋元繪畫的筆墨，音韻壓得很低——每個時代都有能感知的時代特徵——吳鎮運用筆墨是為了創造空間，而非筆墨本身，主體是‘空’、是‘無為’。”
為了能到“台北故宮博物院”提畫對吳鎮進行研究，考鑒其畫作中真假畫的實際狀況，1980年，徐小虎辭去加拿大維多利亞博物館首任東方藝術部部長的職位，移居台灣，任教于台灣大學外文系。任教臺大期間，完成《被遺忘的真跡》初稿，之後把初稿送到原來就讀的普林斯頓大學亞洲藝術研究所，希望申請復讀並以此撰寫博士學位論文，遭到拒絕。1984年秋天，五十歲的徐小虎前往英國牛津大學Wolfson學院攻讀博士學位，1995年，《被遺忘的真跡》英文版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今年，簡體中文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引進出版。
評論用“體驗之作”評價《被遺忘的真跡》，是基於徐小虎的研究建立在對原作近距離的觀看上，一年多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庫房目鑒原作，和在北京拜訪過民國年間的偽作古書畫高手的經歷，使她的感知力不同於來自書本和畫錄的第二手經驗。
在對吳鎮繪畫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她融合了來自西方藝術史學的結構分析法，以此建立對作品或畫家風格的時代認知，又運用從書畫鑒定家、收藏家及大書畫家王季遷處習到的“筆墨”研究的方法，以中國特有的“筆墨”之法，探究畫家在創作過程中的氣息和能量，其書畫鑒定方法中第三種方法來自日本，在與日本東亞藝術史學者、“京都學派”代表人物島田修二郎等人的交往中，受他們對日本繪畫、收藏史研究方法的啟發，通過日本收藏的中國書畫(尤其是日本“室町時代”的收藏)，進行時代特徵上的對應研究。
對上述三種方法的貫通運用，徐小虎結構性地建立了一套既能描繪時代特徵又能具體而微地呈現畫家個人風格的鑒定方法，並以追尋吳鎮真跡的歷程為線索，寫作《被遺忘的真跡》，通過對畫家個案歷史的研究，闡明中國藝術史的研究方法。
徐小虎説，最初的考鑒很像法國偵探常用的方法，所有畫作皆被視為有“疑問”的作品，然後通過筆墨、書法、印章、題跋、著錄等方面進行論證和考鑒，尋找能相互印證的資訊，仿佛“推理破案”，這個過程讓她興奮。
《被遺忘的真跡》對既有的古書畫鑒定方法幾乎是顛覆性的，以目前歸於吳鎮名下的五十幅以上的作品算，徐小虎得出的結論是：吳鎮的傳世真跡僅包括《雙檜圖》、《中山圖卷》、《漁父意圖》、《竹石圖》四件作品。
這樣的結論，讓藝術史學界和收藏界駭然啞然，連徐小虎都自嘲：“書出來之後，很多學友都不願理我了，人們想盡辦法不讓我發聲。”有一則趣事，能説明徐小虎的研究給學友帶來的震動。有一次，徐小虎在紐約大都會美術館給講解員講《墨竹譜》，通過在台灣的研究，徐小虎認為《墨竹譜》是比吳鎮真跡更有名的“捏造之作”。講解時，燈關了看幻燈，不清楚是誰，黑咕隆咚裏一通痛罵，燈一開，一個南韓學生走上來跟徐小虎握手説道：“我就是寫作《墨竹譜》的論文的作者。現在聽到你的研究很震撼，沒話可説，可是這樣一來，我的研究就沒有意義了。”
《墨竹譜》大概是讓徐小虎最生氣的一幅偽作，她後來做了個22頁附錄，把這個作品中的每一個錯誤的圖章都交代清楚。她説：“我每一頁都寫到‘吐血’，這類偽作‘有真跡功能’，比真跡更有名，而‘真跡往往是沉在最下面，被遺忘了，比如《竹石圖》。’”
人物檔案
徐小虎，1934年3月20日生於南京。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博士。其祖父徐樹錚為皖系軍閥高級將領；父親徐道鄰，曾留學德國並獲法學博士，後回國任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行政院政務處處長等職；姑姑乃崑曲家徐櫻，姑夫語言學家、音韻學家李方桂。徐小虎早期教育先後在羅馬、重慶、上海等地完成。1971年開始，徐小虎對書畫鑒定家、收藏家及大書畫家王季遷作了數年長期訪問。
對話：78歲的頑皮小孩
記者：小的時候最想做什麼？
徐小虎：我從小就想做偵探，現在做的事跟這個大概有點關係。這書是為我媽媽寫的，她很喜歡看偵探小説。等我寫完，媽媽八十歲了，看不動這麼厚的書了。
辨識真偽有時候就像偵探探案，問題的疑點很可能就是答案本身。比如，歸於吳鎮名下的很多作品，題款竟然是同一天。如果真是這樣，吳鎮從早到晚畫那麼多，風格還很多，可不忙死了嗎？
記者：與父親的學問相比較，你覺得自己缺少的資質條件是什麼？
徐小虎：我的父親是“五四”之前的人，在五歲前已經背完了“四書”、“五經”，如果小時候把這些中文經典背下來，一輩子不會忘記。我們跟古人有一個大隔離，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的時候，講到很多是文人畫，相對於僧人的畫，文人畫有錢的價值，所以假畫多得不得了，很多依靠題詩能識別，但把詩歌翻成英文來研究，其中有很多典故，不懂中國文化史根本不會懂得其中的意涵，我們一個字一個字地硬翻，笨透了，很吃虧。
我祖父那一輩人教小孩，就打好古文的基礎，好像進入了血液，一輩子不會失去、一輩子有用。我們遺失的東西太寶貴了。
記者：你是個調皮得讓父母頭疼的小孩嗎？
徐小虎：我到現在還覺得自己是個頑皮的小孩，我的父母一直對我很頭疼。直到我寫出了日本藝術史，我媽媽才對我説：你成功了。我跟媽媽説：媽媽，這些東西我一直都有，可是只有看到我用這些東西在大家面前表演的時候，你才會認為我成功了，媽媽，是你弄錯了。
“筆墨行為”與“真跡功能”
記者：你提出“沒有大師的藝術史”，讓很多人吃驚，覺得如果沒有大師，藝術史究竟研究是什麼？
徐小虎：藝術史的任務是厘清藝術品的時代關係，但我們今天的藝術史很多是為大師寫傳，我們可能弄錯了自己的任務。藝術品它們不需要歸在某個大師名下，我只把它們當作一個器物一個作品本身，研究它演變的歷史，把它們的前後關係研究清楚。
我覺得要找到真實，我要的是很正確地看那張畫，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很開心發現中國藝術史沒那麼爛，有好東西，你一代一代分開，好極了。
在中國，藝術品一直是陞官和進入上流社會用的，所以買賣很多，有買賣就有造假。收藏者在乎名人或真偽，藝術史學者應該超越真偽，研究真跡與偽作的關係問題，很多偽作藝術性不比真跡差，古代的貴族、文人甚至以高超的臨摹技藝為光榮，造假在中國是很光榮的事，這難道不是很歡樂嗎？
如果我們把一個人名下作品的時代關係理清楚，帶著學生去探其究竟，不是很好嗎？可是我的老師們，還有很多大師寫書，不質疑問題，我對人類作了一個發現：他們笨、懶，對真的有意義的事情毫無興趣。
記者：在自創的術語中，自己比較中意的是哪幾個？
徐小虎：比如，“筆墨行為”這是我自創的術語，以前大家看的只是“筆墨”，關注一個筆畫的形狀，而我關注這個筆畫時間上的演變或者説進化。另外我創的一個術語“有真跡功能”，很多偽作具有真跡功能，它們甚至代替了真跡，所以真跡常常被遺忘。
記者：比較典型的造假有幾種？
徐小虎：比較典型的有四種。第一種造假者也蠻有學問的，他們用詩歌中出現的資訊來附會，又根據明代人所感知的，賦予元代隱者由政治而退避為漁夫的身份訴求，此即對吳鎮《漁父意圖》的理解。但《漁父意圖》裏的人斜倚在小舟上，身穿文士長袍，根本不是漁夫。主導畫作的是“無為”，並沒有“退避”這樣的權力暗示。
第一種偽作出來了，便以訛傳訛，人們認為吳鎮畫的是個釣魚的，碰巧作偽的那個時代的人喜歡歡快的感覺，就畫了一群歡快的漁夫，如果要賣更多的錢，就畫更多釣魚的。這是個誤解，可是卻出來了一種新的樣式，這是第二種造假，這個也需要研究；還有一種造假是有師承關係的，慢慢的學生開始脫離老師，有了自己的風格；另一種造假是根本沒看過原作，或者看的已經是第二種或第三種贗品，但是它會完全地發揮出一種新的東西，有時候會很好很自由，因為比較近的倣造，有真跡或樣品對照，會比較小心，畫匠自己的風格會受到壓抑，他的運筆就很彆扭，因為不自由。
第四種贗品，學生叫它“捏造之作”，我叫它“添加物”，可能它畫得很自由，肆意發揮，乾隆時代有很多這樣的偽作。
記者：對收藏者有什麼建議？
徐小虎：收藏最好是因為愛，而不是為了投資，更不要投機。如果你因為愛一張畫而買了它，那麼無論真偽，你買它的時候已經與它心靈相契。如果為了投資，那麼最好先研究一下藝術史，基本的知識要知道，否則買錯的話，只能説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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