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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伴隨著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長，一路走來極其的坎坷不平，幾乎是毀譽參半。但當代藝術還是受到了國際上的關注、青年一代和新興階層的青睞，以及主流社會在一定程度上的包容。
國外習慣於將中國三十年的藝術格局分為官方的保守主義勢力和當代藝術的前衛主義群體，這是一種簡單化的政治劃分。當代藝術一開始即與社會變革的複雜命運聯繫在一起，官方體系存在不同藝術態度，有將當代藝術視為意識形態危險的，也有部分肯定其創新精神的方向，甚至有支援表現灰色情緒和荒誕感的現代主義藝術。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繪畫的形式探索到八十年代的現代派藝術，當代藝術在八十年代初涉及到一種美學的政治爭議，即是否允許表現現實生活中的虛無感和荒誕感的現代經驗。1979年後的數年，傷痕文藝迅速席捲中國並成為主流，其原因在於中國社會上下在文革傷痕這個人道主義議題上取得高度一致的共識語境：老幹部們剛從底層回到高層，知識分子剛從農場、工廠回到大學，知青們剛從農村回到城市。
但這個從上至下心息相通的短暫的蜜月期很快結束，轉入圍繞著“異化”和現代派文藝議題的陣營分化。1983年3月16日，周揚在《人民日報》發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其中提出社會主義時期亦存在異化。緊接著胡喬木于1984年初在中央黨校及《理論月刊》上發表了“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一文，認為馬克思早期提出的“異化”概念，在馬克思的後期著作已被放棄，社會主義不存在異化問題。
八十年代中期的新潮藝術即在這個背景下展開。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解放，除了提出政治和經濟改革，在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則是探討馬克思早期手稿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異化”問題。傷痕文藝走紅之後，緊接著而來的新潮文藝(包括現代派的文學、電影、美術)就沒這麼幸運，遭遇到一部分主流輿論的激烈批判，其核心在於：新潮藝術表達了青年一代自我的異化和現代主義的荒誕感，由此産生了現代主義美學與極左思潮的衝突。
文藝的現代主義在1949年以後被置於一種美學的政治化語境，其原因是表現在社會主義階段的異化問題。王蒙的小説《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是這一萌芽的開始，即表現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官僚主義及其官僚結構內中國式的“卡夫卡”經驗。五七反右後，對政權內部的“異化”問題的探討在文藝中暫時停止，這一議題在八十年代的傷痕文藝之後重新啟動，其標誌像北島等人的新潮詩歌，戴厚英(《人啊，人》)、余華(《活著》)的小説，張軍釗(《一個和八個》)、黃建新(《黑炮事件》)、陳文驥(《海灘》)的電影，以及89現代藝術大展為代表的離經叛道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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