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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公眾怎麼樣看藝術，也可以在很小的地方出現。比方説，我們看展覽的時候，放在藝術品旁邊的標題，通常都有一個常用的形式，就是包括：一，作者，二，作品名稱，三，年代，有時候還有用什麼材料和藝術品的大小等等。這樣的編排，背後有沒有其他意義。第一，那麼強調作者，這看法是根據一種“作者論”，把創作者作為藝術的中心，藝術不是由社會多種外在元素構成的，而是很英雄主義的由個別天才創造出來;第二，作品名稱，就是把藝術根據某一種方法分類，也有一些假設，藝術品一定有一個故事、需要一個點題;第三是用年份、朝代的分類，一種很典型、傳統的藝術觀，用年份、朝代(就是政治權力的交替)來交待文化的發展。
我在1990年在香港大學的藝術館，造了一個小小的實驗，就是改變了他們的展品的標題，放棄了原來的標題，改放上了其他資料，例如“這是全藝術館最貴的藝術品”、“這是館長太太最喜歡的藝術品”。實際上，很多時候，什麼藝術品給放在藝術館裏，有其他的原因，可能跟作者、年代等完全沒有關係。大的如藝術館的設計，小的如藝術品的標題，都會強烈地影響著我們怎樣的看藝術。
學生常常問我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是藝術，我的答案往往是，問題不應該是“什麼是藝術”，而是“是什麼人界定藝術?”在我們的社會裏，某些人有特別大的權力，去界定藝術是什麼，例如大學教授、藝評人，仲介人如策展人等。很多時候這界定藝術的特權，又跟社會階層、權力有密切的關係。
如果你有機會到香港藝術館那裏看看，你會發現裏面大部份都是中國古物，如陶瓷玉器、水墨山水，對大部份的香港人來説，這些藝術完全不是我們成長過程中的文化經驗，更加不能呼應我們大部份人的文化需要。為什麼這些與跟民眾完全拉不上關係的藝術，佔領了我們藝術館的空間?因為策展人所接受的訓練中所謂的藝術，就是這些東西。還有藝術館的顧問、董事等，都是醫生、律師、商人等一類收藏家的富貴精英。特別是在殖民地的管治下，文化藝術從來就是精英有錢人的活動，藝術館就是這個權力和階級的具體展現。文化的建制，就是取得了演繹的合法性。如果文化演繹往往反映出當權建制的價值觀，這些當權建制的價值觀又是什麼?而演繹的意義在那裏?我們應否挑戰這建制的演繹?
在1990年，我在策劃了一個名為《找尋藝術》的展覽，展覽的構思，就是認為每一個人的家都是一個私人的博物館。我要求公眾把他們放在家裏，已經沒有什麼功能，但還是把它留下來觀看的東西，拿到藝術中心來展出。就是説，要看看他們覺得有價值、有意義去觀看的東西，是些什麼東西。當他們拿這些很個人的“藝術品”來展出的時候，他們還要寫下為什麼他們保留了這件“藝術品”，它的意義是在那裏?
最後，展覽走出來，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在展覽中我們看到很多我們一般人不會放在藝術館裏的東西。一個小孩拿來一個蠟燭，他很喜歡它，因為是他第一次在耶誕節抽獎裏抽到的禮物;也有女孩子拿來的梳子，是她的婆婆臨死的時候送給她的；也有盲人，他是幾年前才開始盲的，他還寄得他有一個很漂亮的勞力士手錶;有一位計程車司機，拿了一個用人民幣一分錢造成的鳳梨，送給了他當時的女朋友，後來他們結了婚，太太堅持一定要把這鳳梨拿到藝術中心來展出，因為她認為這是全世界最漂亮的藝術品。這個展覽的氣氛很好，很溫馨，也有很多通常不來看展覽的人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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