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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深將軍 1949年1月 瀋陽 周海嬰 攝
打針 1949年 上海 周海嬰 攝
周海嬰(1929—2011)，魯迅和許廣平僅有的兒子，無線電專家，一生酷愛攝影。他曾説：“我確實想過當個專職的攝影工作者，可是最終還是鍾情于科技。”
“周海嬰早期攝影展”日前在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舉辦，集中展示了其攝影作品近200件，其中有近1/3作品為首次公眾展出。《歷史的“暗室”——周海嬰早期攝影集(1946~1956)》一書同時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今年是魯迅誕辰130週年，春天，海嬰先生逝世了。看到訃告的第一念，我眼前不是暮年白髮的海嬰，卻是1936年魯迅過世才幾天，海嬰坐在父親書房藤椅上的那枚照片：一個7歲的喪父的男孩。我有幸見過海嬰先生三四次，斯文謙抑，典型老派上海人。末一回見他，是在2009年海嬰先生攝影展宴席上，人很多，他不斷從座中站起，接受敬酒，隨口説幾句自貶的笑談，顯然有老來頭一次辦展覽的那份輕微的惶然。上一年，我被令飛兄領到海嬰先生的木樨地寓所，老人家正為展事整理照片。他從書房出來，爽然坐下，上身湊近我，説是你看看哪些可以展呀——這一刻喚起我很久很久以前的記憶：小時候，上海中産階層的父輩對孩子，常是這種男性的藹然而大氣——才看10余幀照片，我暗暗驚訝了：這莫非是另一套布列松式的上海攝影麼？時在政權更替之際，海嬰年方20歲。
魯迅從文，自小酷愛畫畫；海嬰專攻科技，終生喜歡拍照。説來並非虛妄而牽強：這對父子間有跡可循的遺傳，是迷戀圖像，敏于觀看。
早在1904年，青年魯迅即痛感於圍觀行刑的鏡頭，以至棄醫從文：此事非僅關乎道德層面，更觸及影像傳播的文化命題。上世紀初，西方日後繁複萬端的影像論述遠未出現，直至90年代，始有域外學者取後現代意識專文剖析魯迅此一公案中“看”與“被看”的多重關係和複雜隱喻，而魯迅當初的痛感，早已經濃縮了80多年後的論題。他對影像傳播的預見還見於20年代的一次談話，説是日後教學必將介入幻燈(今稱“多媒體教學”)。客居上海的魯迅還是一位熱心的電影觀眾，也喜歡拍照片，海嬰誕生百日，一家人就打扮整齊，去照相館。魯迅的雜文幾次談及攝影，均有獨辟的見解。
要之，魯迅于古老的文字與繪畫之外，格外矚目新興影像媒介。歐陸第一批洞見攝影從深處改變傳播功能的文人，是19世紀的波德萊爾到上世紀二戰前夕的本雅明。“五四”一代見及於此而有所闡發者，就我所知，似唯魯迅而已，劉半農談過攝影，究竟淺得多。今日中國已在數位影像時代，影像研究的譯著很不少，據此而喋喋議論的本土文人漸漸多了，但如魯迅般銳利而準確的直覺，還是罕見。
在魯迅書信中，海嬰好奇而頑皮。這位遲遲生育的父親過早離世，再不知7歲後的男兒將有怎樣的才志——世人，自不免將海嬰永遠認作魯迅的兒子，這是他畢生為人的難——魯迅當然想不到孩子日後成為無線電專家兼人大代表，更想不到海嬰的熱衷攝影，承續了父親敏于觀看、富於同情的天性。
青年海嬰瘦而高，梳著分頭，西褲馬夾，是我幼年常見的上海富家兒模樣。説海嬰富家兒，不確切，他與母親曾有過艱難時光，但晚年魯迅的山陰路寓所，及後母子倆遷居的霞飛坊，均為中上階層住宅區，那一帶的老少男女走出來，便是這等氣質與扮相：乾淨、入時，適度講究，歸於有教養的質樸。新中國成立後，母子倆成了高幹階層，青年海嬰一臉的單純而無辜，正是當年典型的名流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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