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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只需要經營自己，如今卻要面對整個京劇發展的課題。新晉副院長于魁智似乎已經做好了準備。資料圖片/IC
于魁智這幾個月有點忙。今年三月剛剛上任國家京劇院藝術指導兼副院長的他，不僅一口氣交出了五部大戲參加下個月舉行的文化部“國家藝術院團優秀劇目展演”，而且還要在其中一部戲《滿江紅》裏領銜主演。從演員到副院長，身份的轉變似乎對於魁智來説沒有什麼不同，他仍舊因為排練而忙個不停。
■ 人物簡介
于魁智
1961年12月15日出生於遼寧瀋陽。著名京劇老生演員，現任中國國家京劇院副院長兼藝術指導。代表作有《彈劍記》《滿江紅》等。
談展演
繼承傳統也要推陳出新
新京報：8月份國家京劇院有五齣大戲參加文化部中直院團展演，據説從陣容到規模與其他院團比都排在第一位，有什麼亮點嗎？
于魁智：我們應該是這次展演中規模最大，陣容最強，而且也是劇目最多的。很少有院團能一下拿出五部大戲，説明國家對於民族藝術的重視。而且這次我們是老中青幾代藝術家同臺合作，從七十歲到二十歲出頭，演員年齡跨度有五十年。這樣做，青年演員不但能在藝術上學到東西，也讓他們學到對藝術的嚴謹態度，包括做人的態度。
新京報：那作為藝術指導，你主要指導什麼？
于魁智：這些年國家京劇院所排演的劇目，也延續著老藝術家開創的風格，無論是傳統戲還是新編戲都是在傳統基礎上帶有創新和發展的思路。如今讓我做藝術指導，覺得還是要把握住國家京劇院的藝術創作方向和藝術風格。五部戲中，除了《曙色紫禁城》是新編歷史劇外，其餘四齣戲《滿江紅》《柳蔭記》《大鬧天宮》《楊門女將》，都是幾代藝術家的智慧結晶，是經典保留劇目。用我們新一代京劇人對劇情、人物等的理解，加以加工提煉，使它更能順應時代的要求，滿足新觀眾的審美需求。
談上任
還沒到坐辦公室的年齡
新京報：作為副院長，行政工作和你的藝術創作有衝突時怎麼辦？
于魁智：我從上任到現在，在辦公室的次數恐怕都不超過十次。我覺得這個職務是領導的信任，同時我自己有這個責任。但我畢竟還是演員，觀眾想看到的是我在舞臺上的精湛表演，所以我基本上還是和同仁藝術家在一起的時候較多。我覺得現在沒到坐辦公室的年齡。不過國家京劇院新一代領導班子建立後，都對劇院發展有新的認識和要求，而我是主管藝術的院長，確實跟過去不一樣了，現在不但要考慮到劇院裏三個團和其他業務部門的工作，同時還要平衡很多工作。
新京報：在你看來國家京劇院的演員，如今付出和所得能夠平衡嗎？很多地方院團就因此流失了很多年輕力量。
于魁智：我覺得可以。可能有些人會説，你是主要演員，你的收入肯定跟別人不一樣，站著説話不腰疼。但我經常會關注我身邊的年輕人，常常問他們工資條上多少錢？因為中直院團和北京市包括其他地方院團相比，雖然職稱級別同等，但待遇相對低一些。但這要看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固然一些年輕演員要租房、成家，要改善生活，但國家京劇院在其他方面給演員創造了很多條件，很多東西也是要通過自身努力才能得到的。
新京報：能舉例嗎？
于魁智：比如李勝素和我，一個是農民的孩子，一個是工人的孩子。李勝素的父母，現在還在家裏種地，只有她一個人幹這行。就在前兩天，她還擔心天氣不好會影響家裏的地。而誰也想像不到，我爸爸是八級鉗工，我從小是在機床旁邊，聽著機器的轟鳴聲，看著鐵末子，聞著機油味長大的。我是地地道道的工人的後代，沒有任何背景，沒有任何基礎，就是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讓家人、父母和孩子，過上安定舒適的生活。因此我覺得不要抱怨説待遇各方面，如今已經好了很多，年輕人每個人都有他們的住房補貼，最高的一個月大約有一千二百元。演出也是多演多得。
談專業
京劇是“角兒”的藝術
新京報：像以前曾有一種説法，説京劇可以成為博物館藝術了，你怎麼看？
于魁智：我來到國家京劇院已經接近三十年了，從來沒有感受到京劇是要進博物館的藝術。我對京劇的信念，幾十年如一日。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機遇，看你如何去把握。成天坐在家裏，文戲不吊嗓子，武戲不練功當然什麼機會也不會有。我們每年12月30日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新年京劇晚會。這一活動已經形成了品牌，連續舉辦了十七年。這既給了京劇演員無上的光榮和尊嚴，同時也是向世人宣示，國家對於傳統文化，對於京劇藝術的高度重視。
此外，沒有一個國家會在一個國家級電視臺，專門拿出一個頻道，一年365天24小時宣傳戲曲，不單是京劇；沒有一個國家會連續從1997年到現在十幾年，培養了五屆高學歷的京劇藝術人才研究生，同時現在又開辦了極其有針對性的，有指向性的流派傳承班。可以説，我們趕上了好時代。京劇發展在我看來，不是要搶救或者面臨危機，關鍵是要有好作品、好演員。
新京報：國家京劇院自然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可是，對於很多地方院團來説，花了錢排的戲還是評完獎後就被打入“冷宮”，上演也是賠錢。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于魁智：對於地方院團，這個現象確實很明顯。我也經常走南闖北和其他院團合作。比如《走西口》(線上觀看)和山西省京劇院合作，他們團風很正，很純樸，但是他們的發展就會受到客觀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受地域和方言的影響，另一方面就是缺乏人才。京劇藝術，用行話説，是“角兒的藝術”。很多觀眾是衝“角兒”來的。比如一説到《四郎探母》，大家馬上想到李維康、耿其昌。有他們這個戲就上座。所以我覺得，一個劇院的發展一定要培養和吸引優秀的人才，沒有人才，有再好的作品，再好的經濟條件和再多的領導支援也不行。
談自己
上晚會不是混臉熟
新京報：那麼你是學余派的，如今人們卻説你自成一派，想聽聽你自己怎麼説？
于魁智：我是沒派。有人説你過去學余派、楊派，現在又學李派，結果哪派都不是。可我覺得，只要臺上用得上的，我都要學，這是基礎。就像當年我自報家門跑到李明盛(楊寶森的弟子)家登門求教，後來我在中國戲曲學院四年內更是學了近三十齣戲，連《八大錘》《車輪大戰》我都學。我有《林沖夜奔》的基礎，再唱《野豬林》心裏就有自信，尤其分到當時的中國京劇院後，這些傳統戲都是常演的劇目，馬上就得到了鍛鍊的機會。包括這次演出的《滿江紅》，這個戲不僅在大陸，在台灣也很受歡迎。今年十月我們還將把這部戲帶到台灣，據説目前的門票在當地已經領跑我八場戲的所有票房，而且這次的票價也是我之前十五次帶隊去台灣演出中最高的一次。
新京報：你如今劇院的演出這麼多，還要參加各種晚會和活動，有沒有想過放棄另一頭呢？
于魁智：這些年，對於我參加晚會，很多人不理解，包括春節晚會。有人説，你出來半分鐘唱一句，圖什麼？是混臉熟吧。我覺得這是責任。我經常跟同事朋友説，我現在唱戲不是為了吃飽飯，不是要改善生活，也不是為了出名，因為我走在希臘、埃及的大街上，都能有人喊出我的名字，這讓我壓力很大。我知道這都因為這些年媒體對我的宣傳，因此我也有責任通過我的努力，去展現新一代京劇人的精神風貌。這就是為什麼五個小時的春晚，哪怕只有半分鐘有我的一席之地，我都要搶佔這樣一個份額。而且除了演出，我們也有普及和傳播京劇，培養青年觀眾的責任，包括去台灣。從1993年海峽兩岸開通文化交流以來，名劇名家去得越來越頻繁。袁世海先生當年去演出，過道上都會站滿人。結果我們的到來對台灣京劇院團衝擊很大，影響也很大。他們三個團只能合併成了一個團，也就是現在的國光京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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