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周文翰
2010年2月中旬當比利時收藏家尤倫斯男爵透露有意把其設立的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轉手以後，立即在北京和全國的當代藝術界引起震動，因為尤倫斯是和希克並稱的海外的兩大中國當代藝術藏家，他開設的藝術中心過去四年堪稱全國最活躍的當代藝術場館，也是著名的798藝術區標誌性的藝術機構。同時，由於尤倫斯也把其收藏的150件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委託香港、北京的拍賣公司在今春出售，引發了關於他要撤離中國並清盤中國當代藝術收藏的疑慮，陰謀論者開始懷疑他當初開設藝術中心就是為了炒作藏品，權力論者則樂觀地説這表明西方藏家爭奪中國藝術話語權的努力已經失敗，批判論者則聲稱尤倫斯男爵已經對中國當代藝術失望透頂——以致尤倫斯不得不澄清他還在繼續收藏中國年輕藝術家的作品，而且他目前正嘗試給藝術中心引入更多的贊助者擔任董事，從而延續它的存在。
種種言論雖然不乏猜測之詞，卻也反映出“尤倫斯事件”為當代藝術界矚目的程度，實質上，讓藝術界焦慮的並不僅僅是尤倫斯的去向，還包括中國當代藝術發展中的問題以及不確定的未來。
收藏倫理與投資效益
由於宣告要以某種方式退出藝術中心運營的同時尤倫斯也在批量出售其當代藝術收藏——部分作品曾在尤倫斯前兩年舉辦的“85新潮”、“我們的未來——尤倫斯基金收藏展”等展覽中露面，因此引發開藝術中心、半展覽就是為拍賣做鋪墊的懷疑。我以為這種説法臆測為多，因為大動干戈開個藝術中心的花費可比辦幾個展覽化的錢要多的多，這可不符合商業算計。
就出售藏品而言，一個人買賣商品獲利在今天的商業社會中司空見慣，不過對很多藝術圈中人來説，他們期待的“收藏家”應該是具有特殊的文化品味和耐心，買進藝術家的作品應該長期持有，然後或者開設自己的美術館、或者捐贈給公共文化機構、或者傳給子女，下下之策才是老眼昏花的時候賣掉。
四年之前的尤倫斯似乎一直在扮演“理想收藏家”的角色，從1980年代末開始他陸續收藏了近千件中國古代和當代藝術品，還開設非營利藝術機構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試圖進一步推介當代藝術。就我和尤倫斯夫婦有限的幾次接觸而言，我認為男爵那時應該沒這樣為現在拍賣做鋪墊的深謀遠慮，2007年他們決定自費開設藝術中心似乎是懷著一番衝動——隨著奧運會的臨近中國正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門話題，參與其中可以會帶來很多關注，可是他沒有料到的是運轉這個藝術中心需要源源不斷的投入，這對他們來説是不小的負擔，而且隨後2008年的金融危機可能對他的生意有嚴重影響，加上他的子女也對藝術收藏並無興趣，於是當年末他就開始尋找買家整體買下藏品和藝術中心，這對他的藏品和藝術中心來説都是較佳的選擇。
當時盛傳他開價2億美金，顯然，在那個金融危機正鬧得全球人心惶惶的時刻，他沒能如願。也是在2009年春季，他開始分批賣宋徽宗《寫生珍禽圖》等古代繪畫收藏，兩年來陸續拍的超過4.5億人民幣，到2011年的春季則輪到了當代藝術作品，他把自己收藏中的近150件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分別委託香港蘇富比和北京保利拍賣公司拍賣，預計將拍的近2億人民幣。如今一大趨勢是新興收藏家群體總體上越來越重視藝術品的投資價值，很多人可以説兼有藝術收藏者/投資者的角色。讓部分藝術家和畫廊困擾的也許是如何分辨“長期持有型收藏家和短期持有型投資者”，因為一般他們會以市場價賣作品給投資者，但願意給“收藏家”更低的折扣和更精彩的作品，而收藏家也有默契不會立即轉售作品——我想至少收藏十年是個合適的標準。
但要弄清楚一個人的身份並不容易，我還記得幾年前發生的仕丹萊收藏基金（Estella Collection） 醜聞。幾位美國投資者出錢設立仕丹萊基金，畫商邁克爾·高德尤斯出面操作，號稱是給一位西方富豪物色長期持有的藏品——“部分作品還要捐獻給一些頂級博物館”，得以在2005年到2007年間從中國的藝術家和畫廊手中以較低的價格買到兩百多件作品，然後安排在丹麥、以色列的博物館展出並出版畫冊——曾由大型美術館收藏或展出，得到著名書刊評論和記錄的作品都有助藝術品的“價值評估”——緊接著他們就把這批作品整體轉售給紐約畫商威廉·阿奎維拉大賺一筆，之後阿奎維拉又委託蘇富比2008年分別在香港和紐約拍賣這批作品。這個醜聞曝光後讓藝術家、博物館感到受到了欺騙，對這類事情開始敏感起來。
比起仕丹萊基金以及英國畫商薩奇三五年的短線投資操作，尤倫斯男爵對中國當代油畫和當代藝術的收藏持續長達二十年，而且冒險成立了藝術中心推廣，仍算得上對中國當代藝術發展有所貢獻——儘管可能距離部分藝術家的期望還有距離。當然，從投資的效益來説，他當年以數千、數萬美金買進的作品如今拍出幾十萬、上百萬，收益也令人眼光，但此一時彼一時，在2004年以前中國當代藝術的價格普遍很低，當時願意買進的藏家寥寥，幾千美金對很多藝術家來説就是筆大錢，人錢兩訖之後十年二十年藏家撞上好世道賣了大錢也屬正常，就好像商業界的風險投資一樣。
非營利理想和半營利現實 2007年11月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開幕之時號稱中國第一座國際性的當代藝術中心，也是外國資本在中國設立的第一座大型藝術機構，過去四年曾舉辦了十多個有影響的大型展覽和眾多小型展覽、藝術講座和藝術教育活動，已經在中國正在進行中的藝術史劃上了濃重的痕跡。
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的確帶來了新風氣——舉辦大中型的藝術展覽、多姿多彩的藝術教育活動、有特色的特許藝術品出售等等。不過尤倫斯藝術中心的發展策略隨著尤倫斯男爵的財政考慮而不斷調整的軌跡也分外明顯：開始他雄心勃勃舉辦85新潮、黃永平的展覽，然後創始館長費大為等就遭遇去職，換了新的館長很快就向商業利益做更多的讓步，比如舉辦和奧迪汽車有關的藝術展覽等等以獲得贊助費用，近來更是傳出舉辦畫廊贊助的展覽的傳聞——這説明瞭藝術中心一直面臨著財政壓力，尤倫斯本人在2008年期望藝術中心儘快形成自我造血功能，但這個目標看來從沒有達到過——也讓部分藝術界人士開始懷疑它的“非營利性質”。
現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越來越傾向於舉辦時尚性展覽以及和畫廊展開緊密的合作，似乎表明現在的似乎放棄了從歷史性的、宏觀的角度來推介中國以及國際藝術的可能性，他們的策展似乎也越來越單一化，這讓人失望。
不過我仍懷著同情的心態看待尤倫斯先生，除了他本身對長期運作藝術中心有欠準備之外，他還面臨著中國式難題：中國政府對非盈利機構設立有嚴格的管制，這導致它實質上無法在中國註冊成非營利機構，只能以納稅的盈利公司形式運營藝術中心，此外，舉辦國際藝術展覽也必須通過中方有資質的企業、機構報文化部審批，這也造成額外的制約和支出。況且，長期以來因為嚴格的管制環境中國的非盈利基金會以及企業贊助發育緩慢，個人和企業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贊助的極度不足，這讓私人設立的藝術機構實現社會化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國內漸漸興盛的民營美術館其實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不過由於它們多舉辦國內、中小型的展覽，而且絕大多數展覽是以出租場地形式或者獲得一兩件作品為條件，甚至有獲利的可能性。
於是乎，從理想的角度來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儘管漸有偏離非盈利性質的嫌疑，但從現實的角度而言，它曾經比國內絕大多數民營美術館乃至公共美術館都更接近非盈利機構的定位。這樣一個藝術機構過去短短三年多的存在以及現在面臨的不確定未來，是當代中國藝術機構生存方式的一種寫照，也是今天中國當代藝術體制基本面的體現——儘管營利性的畫廊、拍賣行和藝術家都分外活躍，藝術市場也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迅速有恢復性增長，但過去二十年發展過程中的短板仍持續存在：沒有非盈利的民間藝術基金會、美術館體系的有力支撐，甚至沒有獲得國家控制的公共美術館和和學院體系的足夠接受——儘管已經有初步的認可，比如中國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已經開設了相關的課程。
卡在重重矛盾之間的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似乎必然會有這樣一個懸在空中的未來。
虛擬的話語權之爭
與此有關的則是關於中國當代藝術話語權的問題——1990年代裏中國當代藝術的藏家絕大部分是歐美人，這的確誘導很多藝術家針對外國藏家、外國策展人的趣味進行創作的傾向，這是政治波普大為流行的主要原因，不過2004年以來隨著國內藝術市場的井噴和收藏者——不過值得關注的國內藏家多數對藝術品的投資屬性更為強調、短期持有型投資者不少——的增加，這一趨勢已經得到部分的矯正。實際上，隨著對中國和中國當代藝術認識的深化，所謂的“西方趣味”內部也在不斷分化，從2008年以來對中國當代藝術的認知也更為多元化。
不過我並認為尤倫斯先生開設藝術中心是為了搶奪話語權——這更多是為了樹立敵人而虛擬的一個詞——，在我的印象中他比多數國內藏家要老實，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開始收藏的主要是中國古典繪畫和艾軒、陳逸飛等創作的寫實、抒情氣息的油畫，以後是逐漸轉向當代藝術，可見他的藝術趣味的寬泛，並不激烈推崇某個當代藝術流派。而他設立的藝術中心給他惹來的麻煩似乎比掙得的榮譽要多，也沒看出他因此主導了中國當代藝術走向。從他們舉辦的展覽看也是各個流派的藝術家都曾登場，並不算太偏頗，而從尤倫斯的各種展覽中得益最大的並非尤倫斯，而是藝術家們，他們獲得了更多國內外藝術收藏者、藝術愛好者的關注。
更為關鍵的是，隨著國內的民營當代藝術機構——不管是盈利性的畫廊還是號稱非盈利的美術館——的增多，互相競爭的局面讓藝術創作的多元化趨勢更為明顯，很難説某一機構或某一人就可以左右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即便尤倫斯賣出它的收藏，也並不影響當代藝術的繼續發展——因為現在已經有了一個比十年前大得多的收藏市場，單一買家的影響力在持續下降。
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以尤倫斯事件出發談“話語權”似乎只是個別藝術圈人士從長期的“弱者心態”出發産生的臆想以及針對國內藝術現實出發的焦慮，真正的問題卻還是那個一直困擾我們的老問題：社會整體氛圍和管制系統導致的普遍性問題讓民間的先行者——包括“外來的和尚”——遭遇到種種掣肘，主事者憑藉自己可以利用的資源全力謀生才有機會僥倖存活下去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否則就成為先烈保存在後來者的案例教科書裏。
發表于《南都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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