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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華夏文化的光環和陰影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9-25 17:29:04 | 文章來源: 周有光的部落格

文\周有光

華夏文化,源遠流長,從甲骨文算起,有3300年以上的文字記載。經過原始的卜巫文化之後,從春秋到清末2500年中,以儒學為主軸,經歷了四次演變:先秦的百家爭鳴,漢代的獨尊儒術,唐代的儒佛並重,宋代和明代的理學。清末以前,華夏文化為列代帝王服務,當時的經濟基礎是農業和手工業,上層建築主要是封建制度。

春秋戰國時候,學者有189家(《漢書·藝文志》),學派有“儒、道、墨、名、法、陰陽、縱橫、農、雜”等家(《史記》)。諸説並起,百家爭鳴,儒學是百家之一。

儒學的奠基人是孔子(西元前551-前479),他整理夏商週三代典籍,創立以“仁”為中心思想、以“禮”為行為準則的務實學説。“仁”是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禮”是典章制度和倫理道德。孔子有教無類,誨人不倦,培育人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建設禮儀之邦。

孟子發揚儒學,認為人心向善,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都能辨別和選擇道德行為。孔孟奔走四方,宣傳仁義,以為民為邦本,反對黷武暴政。孟子重視生産,提倡“不違農時”(耕作);“數罟不入氵誇池”(保漁);“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家畜);“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蠶絲);“斧斤以時入山林”(護林)。

秦始皇以刑法暴政統一天下,焚書坑儒,二世而亡。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朝廷官學。學而優則仕,儒生是選任官吏的主要來源。

孔孟學説,實事求是,樸質無華。董仲舒把玄虛的“陰陽五行”引進儒學,提出“天人合一、陰陽貫通”的宇宙觀,把人際關係歸納為“三綱”(君臣、父子、夫妻)和“五常”(仁義禮智信)。使儒學教條化和玄虛化。

先秦多國並立,百家爭鳴;西漢統一穩定,儒術獨尊。國家由分而合,治國的學説也由分而合,這是歷史的正常進程。這時候,儒家吸收各家學説中的有用成分,豐富了儒學的內容。漢代是華夏文化的綜合和上升時期。

華夏文化長期維護中國的封建制度,使農業和手工業穩步發展。培育五穀,養蠶繅絲,採焙茶葉,製造瓷器,發明紙張。此類重大創造,造福人民,惠及鄰邦。近代以前,跟西歐、西亞和南亞文化相比,東亞的華夏文化毫無遜色,或許還略勝一籌。

佛教在東漢從印度傳來,經過魏晉南北朝近400年的傳播,到唐代已經深入民間。儒家在抵抗佛教失敗之後,改為學習佛教,使佛教中國化而儒學宗教化。

儒學是入世哲學,不談鬼神。“子不語怪力亂神”;“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中國最早的無神論。佛教重視來生(彼岸),重視死(涅般),重視鬼(陰間),人的生死由眾神管理。華夏文化缺少彼岸玄想,佛教填補了這個真空。

皇親國戚,此生享盡榮華,最怕死去受罪。勞動人民,此生受盡苦難,但求來生幸福。貧富同樣需要宗教。華夏文化於是從“人”的一元文化變為“人鬼”二元文化。

中國民間的原始道教,原來缺少教主,沒有經典,借用老子和《道德經》來充數,教義龐雜,長生不老之説向無靈驗。群眾見神就拜,不辨佛道。“儒佛道”相互影響,“孔釋老”三聖供奉于同一個廟宇之中。《孝經》、《心經》、《道德經》,同堂念誦。“三教合一”是世界少見的文化相容。

佛教不是只有一尊泥菩薩,還有印度的建築術、天文學、數學、醫學、語文學、因明學,以及使人耳目一樣的音樂、舞蹈、文學。江河不擇細流,盛唐的多元文化在東亞放光明,發展了從漢代以來逐步形成的東亞儒學文化圈,包括越南、朝鮮和日本。

華夏文化有強大的同化能力,以炎黃子孫為核心,經過不斷地同化四週民族,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漢族。從宋代算起,遼金統治半個中國337年;蒙滿統治整個中國457年。外族武力征服漢族,漢族文化同化外族。漢族和外族成為兄弟民族,合力推進華夏文化。

儒學到宋代和明代,演變成為“宋明理學”。受佛道滲透,理學挂著儒家招牌,而實際上儒教和佛教及至道教的混合物。理學的哲學範疇,例如“理、氣、性、命、太極”;“理一分殊、體用一源”,“義理、氣質、身心性命”等等,都有濃厚的佛道色彩。儒學失去了固有的朝氣,變成理論空洞,行為消極,離開孔孟之道的務實精神越來越遠,儒家的綱常名教被提高到神聖天理的玄虛高度,結果脫離群眾,喪失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華夏文化於是盛極面衰,進入衰老時期。

清代的考據是理學的附庸。在大興文字之獄的恐怖中,文人學士明哲保身,只好鑽進考據的故紙堆裏。日本學習中國一千年,到了清代,日本認為不再值得學習,華夏文化維護封建制度的歷史任務告一段落,在西學東漸的潮流中開始了時代的轉換。

華夏文化既有光環,又有陰影,陰影有時蓋過了光環。高聲歌頌光環面不敢正視陰影是自己欺騙自己。正視陰影是爭取進步的起點。這裡略談數事,以見一斑。

對華夏文化的影響,老子僅次於孔子。老子的重大“貢獻”是他的愚民哲學。他説:“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智慧出,有大偽”;“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老子》)。韓非子也説:“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欲得民心則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使“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使“愚者畏罪而不敢言”;説得多麼直率!愚民哲學使文明古國成為文盲古國。

鉗制言論,一字成獄,這是歷代帝王的專制手法。秦始皇焚書坑儒,歷代厲行文字之獄,清代更加瘋狂。文禍詩獄,愈演愈烈,血肉斑斑,不堪回顧!當國掀起工業革命的時候,中國帝王正熱衷於文字之獄(《文禍史》)。

佛教、道教和理學教條,軟化了中國。這跟基督教使西歐進入黑暗時代有相似之處。西歐文化以希臘和羅馬的創造精神為基礎,後來從東方(巴勒斯坦)傳入基督教,在抵抗失敗之後,羅馬精神和基督教混合成為基督教文化。看看羅馬教廷承認“地球繞太陽旋轉”是那麼困難,就不難理解慈禧太后必然扼殺維新運動。

天不變,道亦不變,進化論違背天理。理學提倡玄想,跟科學的實證精神格格不入。於是,《黃帝內經》成為最高醫學,“千年秘方”成為萬應靈藥。學習古代是學問,研究現代不是學問。“天人合一”、“內聖外王”,語詞如此冬烘、概念如此陳腐,道學先生意想用它來教化21世紀。

中國有民本思想,但是民本思想不等於民主制度。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中國戊戌變法失敗。提倡法治。包龍圖大行其道。既有特權,又有保密權,如何廉潔?賣官鬻爵,捐班做官,是千年慣例。秦始皇宮中泄密,查不出主犯,就殺盡可疑之人(《史記》)。

孟子重視生産,可是士夫們向來認為生産好不好只是農民的事情。孔子説:“均無貧”,“不患寡(貧)而患不均”。不怕窮,只怕大家窮得不一樣。“均無貧”的教導不僅牢記在文人學士心中,而且擴散到廣大群眾。“安貧樂道”才是君子,經商致富君子不為。以農立國,小農生産,重農輕商,厘金盤剝,經濟受封建的重重束縛,怎能進行擴大再生産呢?

清末革新派提出的改革原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實際是封建為體、槍炮為用。體用分裂,就是生産關係和生産力分裂,這違背了生産關係必須適合生産力性質的規律。名為革新,實則保舊。

“格物致知”沒有發展成為科學;“民本思想”沒有發展成為民主。科學和民主是西歐脫離中世紀進入現代的關口。跟西歐相反,華夏文化吸收佛教的出世思想,從儒學的入世哲學變成理學的“準出世”哲學,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不幸進入了誤區。

以上所談,遠非陰影全景,可是足夠觸目驚心了!陰影的危害,還因為它忽隱忽現,隨時暴發,甚至以美好的名義行醜惡的勾當。為封建制度服務了2500年的華夏文化,要想轉化成為現代文化,那是一場脫胎換骨的大手術。如果對華夏文化的陰影,在理論上不敢徹底批判,在制度上無法嚴格防止,那麼,我們將背著陰影遺産進入第三個千年紀。只有清算過去,方能開創未來,華夏文化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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