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介子平
坊間曾流傳過吳冠中與汪曾祺二先生聊天的故事：汪慨言平生兩大遺憾，一則沒有學好外文，二則該當畫家；而吳的感覺恰恰相反，坦言自己本該從事文學，因為文學意境猶勝於繪畫美感。吳先生説：“中學時代，我愛好文學，莫泊桑小説的出人意外的情節。古典詩詞的優美韻律、魯迅雜文的凝練深刻……都曾使我陶醉，但未有機緣專學文學，倒投身繪畫了。”又説：“我當時雖然是學美術的，卻更喜歡文學。魯迅的文學，十九世紀法國的文學，我都愛好。但沒想到搞文學，這不可能，沒飯吃。”
兩位先生在各自的領域都取得了絕佳丕績，汪先生的文，吳先生的畫，定能成為傳世之作，只有達到此境界者，才能意識到己之局限，而心羨相關區域之所長。為此，吳先生果真在畫余附帶寫起了文章，且還出了散文集《畫外音》（山東畫報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９月版）。但不知汪先生有無畫作問世，若有，肯定達不到吳先生畫作的高度，而吳先生的文字，單就技法而言，也不可能探得汪先生的地步。張渝在其《雪塵語畫——我對中國畫家的檢視》（湖南美術出版社2002年11月版）一書中評價吳冠中文：“畫事之外，老人家的散文創作頗豐，有‘畫韻美文’之稱。但這些多為心得的‘美文’，只可作為其本人的研究資料。”此臧否還算中肯。
吳先生又道：選擇美術，實為想學文學不成之變種。對文學的竭力推崇，更使吳先生語出驚人：“中國可以沒有齊白石，但不能沒有魯迅”。齊白石作為一個畫家，他的社會功能必然比不上魯迅。多一個少一個問題不大，但是中國近代沒有魯迅的話，是不可思議的。拉斐爾也只是一個畫家。儘管他畫的很好，但只是個技術。但是，他的思想沒法和但丁比。此言顯然帶有厚此薄彼、視而不見的意味，業已逾越理性的範疇，其中心已轉至社會功能學領域。其實，畫之表現與文之所述，各有倚重，各有關緊，是兩個不同的藝術區間。畫作直觀洞見，一目了然，文作深湛雋永，淪肌浹髓，若評價個孰優熟劣，伯仲軒輊，只能是於事無補，枉費一片心思。
“作畫與作文同法。一處消息不通，一字輕重不稱，非佳文；一樹曲折乖違，一石紋理錯亂，亦非佳畫。文之濃麗蕭疏，幽深遼遠，皆本畫意之迴環起伏，虛實串插，畫屬文心，文之與畫其可分乎？然而畫有不能達意者，必藉文以明；有不能顯形者，必藉畫以證。此又圖史之各專其美也。作畫與作文同法。一處消息不通，一字輕重不稱，非佳文；一樹曲折乖違，一石紋理錯亂，亦非佳畫。文之濃麗蕭疏，幽深遼遠，皆本畫意之迴環起伏，虛實串插，畫屬文心，文之與畫其可分乎？然而畫有不能達意者，必藉文以明；有不能顯形者，必藉畫以證。此又圖史之各專其美也。”（范璣《過雲廬畫論》）歷史上二者兼得者夥矣。比如中唐大詩人王維，詩文一流，丹青頂級，蘇東坡論摩詰詩畫的那句著名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句，已然成為一個藝術命題。蘇軾的畫同樣著名，他還與其表兄文同、摯友米芾共同構架了繪畫流派。只是王作蘇作失跡久矣，後人只知王維的芭蕉、蘇軾的竹子畫得好。其文與其畫，成就大者在文。徐渭以草書筆法入畫，衝破了文人畫素有的閒雅平和情調，凸顯了激昂喧囂的繽紛色彩和騷動無忌的個性氣質，鄭板橋齊白石均稱自己是“青藤門下走狗”，而徐渭的詩詞、戲文同樣被世人青睞，李日華《味水軒日記》稱其“有奇氣而不雅馴，若詩則俚而詭激”。鄭板橋的畫作師法造化，主張自生活入手作畫，他筆下的竹蘭，隨機應變，筆情縱逸，而在他之前，文人畫中的“四君子”是以細密寫實風格為主打的。鄭的詩文同樣有傳世者。其文與其畫，成就大者在畫。當代也不乏這樣的例子，比如啟功先生，比如馮驥才先生等等，皆屬文畫同時涉獵者。對此，鄧椿在《畫繼·論遠》中有臚列：“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著意。張彥遠所次歷代畫人，冠裳大半。唐則少陵題咏，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毫發。本朝文忠歐公、三蘇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後山、宛丘、淮海、月岩，以至漫仕、龍眠，或評品精高，或揮染超拔。然則畫者，豈獨藝之雲乎？難者以為自古文人，何止數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將應之曰：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被稱作一代通人的姚茫父，四十歲以後，“與周印昆、陳叔通登泰岱，遊曲阜，訪鄧蔚、靈岩，泛西湖，揚帆海上，名山在胸”，遂恣意作畫，竟情不盡，筆不止。鄭天挺教授述之：“姚先生以文章名海內三十年，向學之士莫不知有弗堂先生。晚年潛翳古寺，出其餘緒以為書畫，見者驚為瑰寶，而文名反為所掩。”
宋元之後，大批文人士大夫介入繪事，其主張藝術表現自我，推崇尚意書風，講究寄情于筆墨及詩書畫的相互滲融相互結合。凡作畫須有書卷氣方佳，文人作畫，雖非專家，而一種高雅超逸之韻流露于紙上者，書之氣味也。文人畫的趣味有別於院體畫師，迥異於民間畫匠，以畫為樂，是其出發點，信筆之作，是其全過程。於是超越常規技法後，便達到了無技巧的近乎道德含義的“拙地”；於是水墨代替了設色，書法運筆代替了畫法運筆；於是文人們在自己為自己營造的文人畫趣味裏徜徉低回，信馬由韁；於是出幾個文畫兼優的大家也就不足為奇了。對那些術有專攻，傾其畢生精力往往不及的院體畫師、泰西畫師而言，要達到文也好畫也妙的雙佳境界，則猶如挾泰山以超北海，何談容易。西方有句諺語叫“同時追趕兩隻兔子”。不可否認，文人在為文人畫注入相應的審美格調的同時，卻丟棄了作為畫家的有術訓練、標準技藝、嚴密法則，繪畫也由少數人的專業技能，轉為多數人的業餘行為。國畫在今天的危機，不能説與此無關。
吳冠中先生曾言：“我感覺以後我散文的讀者肯定比欣賞我的畫的人要多”。這句頗為自負的言談，也是純文人趣味的，也是自己對自己做出的評價：一是對其畫作的無疑；二是對其文作的強調，也就是不怎麼自信。其文與其畫相比，成就大者也在畫。熊掌與魚，二者還是不能兼得的。吳先生還説：“藝術就像大廈一樣，裏面有門有窗，入了門路路相通，當然可以串串門兒。作為一個畫家，寫作並不是為了發表，而是把一些想法或慾望記錄下來，正如票友一樣，愛唱戲，哼著哼著不知不覺就上了臺。”這種説法很對，心態也很好。但有些書評文章裏卻有著太多的諛詞，比如盧賢生在《藝術大師吳冠中》一文中評價吳先生的文學成就：“他的作品就像不分行的詩。他寫人、寫景、寫情思、寫哲理，處處有鮮明的色彩感和造型感，處處呈現點線面的舒展、纏綿，色與色的衝撞與擁抱。現代繪畫的形式、節奏、韻律、抽象，中國傳統繪畫的氣韻生動、幽深意境，常常鮮活地玲瓏透剔地在文章中閃現。”其實，離開他的畫，似乎很難評價他的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