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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岩的《人間》系列攝影，卻是以權力(無論是政治權力還是宗教權力)的空間為關注對象。這三個系列由《權力空間》、《信仰空間》與《生命空間》所構成。這些他拍攝于中國基層社會的空間場所，是一種生産的空間，但不是生産物質的空間，而是生産權力的空間，其存在更多地體現出權力在空間中的運用，權力與空間的關係，以及空間的權力性。
在渠岩的《權力空間》中，權力的微觀展示與外化、在在展示空間在權力展示、複製與傳遞過程中的角色。而攝影者對於空間的處理，只是按照透視法則正面取景就已經基本做到全面把握。他的《權力空間》中的辦公室，是少數權力者的獨享空間，這些空間，有時甚至是以公私混同的方式存在，而且顯得絲毫沒有過渡。如果説《權力空間》是以少數人的不在場呈現世俗權力的在場的話，那麼《信仰空間》所呈現的是，在多數人的共用空間中，通過人的不在場所展現的超越性權力的威力。而在《生命空間》中，渠岩的關注則從多數人的精神無力而求助超越性力量的“信仰空間”，轉移到了解決肉體痛苦的醫院這個《生命空間》。不過，畫面中的粗糙的醫院空間與設備配置，令人只能感受到鄉村醫療的不健全與生命的無助感。在農村醫院這個社會制度空間之一環，病人與平民所受到的粗陋的處置，從反面襯托出無權者的無奈。渠岩的三個系列所表現出來的空間關注，既表現出一種社會關心的連續性與完整性，也通過對於不同空間中權力的各種分佈形態的關注，讓他的社會關注變得互有關聯。
與渠岩所呈現的社會空間不同，金江波的《繁榮?》則聚焦于物質生産空間。不過，他不是呈現生産如何展開，而是呈現空間因為經濟原因而失去了生産性。他的《繁榮?》“報道”了發生在廣東東莞的外企撤退現象。一些企業由於經濟虧損的原因漏夜撤離，不告而別，留下一片狼籍的生産現場。金江波的《繁榮?》以春江水暖鴨先知式的敏銳，及時發現了中國與世界、中國與全球化的另外一種關係。這種關係在他的照片裏表現為，中國成為了一個國際資本為逐利而自由出入、少有限制的特殊空間。在它們想要進入時，這裡的一切似乎都為他們準備好了。而當他們用足了一切優惠條件後，一旦發現形勢不利(無論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原因)，就一走了之。而以前用於吸引外企投資的廉價的生産空間，片刻間就成為了一種非生産的廢墟。金江波提示的當代中國的“生産的空間”的非生産性影像，最早見證了國際資本對於包括像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與勞動者的始亂終棄式的自私與背叛。
他的攝影，明確聚焦于已經狼籍的工場與車間，既以全景展示形同廢墟的場景，也決不放過任何可以呈現過往曾經有過的熱火朝天的生産的細節。他既呈現了生産空間的現狀，也呈現了空間與經濟的相互關係。一旦經濟不起作用，資本離場，空間的無價值就暴露無遺。金江波捕捉到的所有細節，都為資本的逐利本質做出視覺注解。資本的冷酷性在廢物與廢墟上獲得了極為充分的體現。從有用的空間到無用(廢棄的)的空間，我們看到，一旦資本不再存在，則空間的價值蕩然無存。
金江波的《繁榮?》，也給思考當代攝影與現實的關係、當代攝影與藝術的關係等帶來了新的刺激。他的這部作品緊密結合了藝術性與新聞性(也許在新聞性前面加上“一定的”來加以限制會更嚴謹些)這兩方面的要求。金江波的現實敏銳性確保這部作品對於這種外企逃離現象作出了最早的反應，而他所選擇的大幅面影像這個形式，卻又契合當代藝術的“形象”要求與市場需要。
莫毅的《居住地的風景》將天津居民小區的日常風景，作了平實的呈現。這是一種以收集檔案的方式所體現出來的無風格的風格。看了他的照片，發現現代城市中的小區或社區的概念，在中國語境中具有了另外一種意義。小區似乎不是展開交流與溝通的空間，而是一種封閉的、拒絕的空間，那用鐵網罩裝備起來的窗子，充滿了戒備與敵意。不過，儘管如此，不可抑制的生活熱情也從這些鐵窗格中頑強地伸出頭來，比如盆花，窗上的剪紙等。而放在外面晾曬的大紅被子，則以一種張揚的氣勢突出了人對於空間與陽光的渴望。莫毅的照片從視覺上強調了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生活的熱情與現實的冷漠。莫毅的作品，通過歸檔的方式，反覆提示的是一個個巨大的問號：努力走向市民社會的市民的社區空間應該是這樣的嗎?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應該如何消除?
在朱鋒的《上海零度》中，有一批照片拍攝了用於遮掩正在建設中的場面或是用於銷售樓盤的廣告的幕布上的圖像。這些圖像都是廣告圖像，每個畫面似乎都是一種承諾與遠景提供。然而，它們卻硬生生地插入到現實，混淆了視聽，並且與周圍的現實構成一個虛實相“間”的新空間。這些穿插于真實與想像、現實與幻象之間的圖像，也是一種空間中的空間，形成了空間之間的穿插與重新分割。它們所構成的空間，讓我們看到了一種虛實相“映”的現實真相之外，也讓我們警醒“空間”這個概念不僅僅只是一個“空”字，它還有一個由不同事物所造成的相互之間的距離上的“間”的關係，而這個“空”與“間”關係既在這些圖像中獲得了充分的呈現，也給出了“空間”概念的視覺定義。
孟瑾的《一個有景色的房間》系列，拍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的住屋。這是一個嘗試把空間內部與外部兩種景觀，通過窗口加以並置，同時展現一種空間的對話以及將內外空間打通的視覺嘗試。他的拍攝視線從空間內部向外觀看，並對於景象人工施色，製造一種夢境與現實結合的效果。在這些已經騰空的居住空間裏，有些還殘存、保持著人的生活痕跡，而窗外的事物，則似乎多是一些與室內的情景沒有任何關係的公共雕塑與建築的局部等。這兩種事物分別代表私人日常與公共話語，而當經過攝影的處理成為同一畫面中的不同部分時，室內的事物與窗外的事物，構成了一種對話與迎拒的關係。公共與私人、崇高與日常、瑣碎與高亢、空洞與具體、超越與當下同居於一個畫面之中，産生出一種空間的內與外的轉換關係，也同時涉及社會主義記憶與象徵空間等問題。他的這個作品，給出思考空間的過渡、轉換、聯繫之關係的線索。而室內空間的破敗，日常的廢墟與超日常的空洞，同時質詢了真實的價值何在。用這種方式，他將日常與崇高撮合於一體，使之互為表裏。當日常以破産的形象出現時，崇高也同時被解構，成為諷刺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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