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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2012年末，中國大陸兩家規模最大的拍賣行中國嘉德和北京保利先後宣佈進駐香港並於當年落下第一槌。到今年4月初，中國嘉德(香港)、保利香港又乾淨利落地敲響第二槌。隨著中國藝術市場的興起，作為東西方交匯之地的香港，早已成為亞洲藝術市場的兵家必爭之地。由於大陸分量最重的兩支力量的強勢加盟，這給本來就已經“百花齊放”的香港藝術品市場又注入了新的動力，更加凸顯其重要地位。如今，這個港口城市已經名副其實地成為除紐約、倫敦以外的世界公認的世界第三大藝術品交易中心。人們不禁熱議，究竟香港具備什麼樣的魅力吸引了全世界的拍賣行?
入駐香港——“走出去”的需求
事實上，香港的吸引力並不僅僅是藝術産業。香港人經常頗為驕傲地炫耀：“香港天生是一個從商的好地方!這裡的地理位置、政治條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眾多産業都來此駐紮。”確實，香港擁有低稅率、簡單稅制及完善的保險等制度。尤其在文物藝術品方面，香港既沒有進出口關稅，也沒有增值稅。拍賣企業在此經營，只需付利得稅——凈收入的16.5%的稅率即可。更具有吸引力的是：海外買家在香港發生交易是不需要繳納利得稅的。由此可見，香港低稅政策使得拍賣公司能夠非常從容地經營、各國買家亦樂得來自一遊。
與此相比較，中國大陸則成為高稅地區。藝術品進口最先涉及的就是關稅，除了進口關稅之外，藝術品還應該繳納進口環節中的各類國內稅，之後方能進入國內市場流通。而這些進口環節的國內稅很多由海關直接代徵和管理，涉及進口環節消費稅、進口環節增值稅、船舶噸位稅以及進口環節燃油稅。拍賣企業除了按照收入全額支付5.5%的營業稅及其他以外，在毛利基礎上還要繳納25%的企業所得稅。2012年4月，海關對國內兩家頂級藝術品運輸公司IFAS和諾亞進行了突擊檢查，在大陸上演了一場沸沸颺颺的“查稅風波”。受此影響，海外文物回流的數量頓時銳減。因此，當嘉德、保利2012年底宣佈進駐香港的時候，有不少媒體紛紛推測，“查稅風波”或為直接的導火索。
但這一觀點，並未得到兩家拍賣行的認同，在他們看來稅收或許是香港的優勢之一卻並非是入駐香港的主要動因。嘉德總裁王雁南表示，此次開拓香港市場，是基於業務發展的需要。在她看來，香港是亞洲金融中心，也是國際自由貿易港，將為公司的業務的長久發展提供助力;同時，入駐香港，能夠更好地滿足海外客戶的需求。“嘉德也希望通過這次拍賣會，借鑒國際先進經驗與操作模式，鍛鍊和儲備國際型拍賣人才，為全球的藏家帶來更加豐富的拍品和更便捷、週到的服務。”
記者希望獲得其他方面的求證，於是採訪了比嘉德、保利入駐香港早幾年的拍賣行：邦瀚斯(英資)和羅芙奧(台資)。兩家風格完全不同的拍賣行,談及為什麼入駐香港，給出的答案卻是類似的。香港羅芙奧執行長張增偉説：“首要目的就是為了開拓海外市場，拓展新的資源。一家拍賣行做得好了，就會想要做大，要做大就得要走出去。不論是台灣還是大陸都有一些局限，而香港正好是一個自由市場，可以連通整個亞洲。” 香港邦瀚斯執行總裁陳楷遜補充道：“我想進入駐香港的拍賣行，所看到的肯定不止是那700萬人口的市場，而是想利用香港的平臺優勢。”香港藝術商人許先生分析説：“香港能成為全球第三大藝術品的交易中心，地位僅次紐約及倫敦，除了是自由港、零稅收，香港有多年培養起來的商業環境：一流的運輸、通訊、健全的相關法律法規、廣泛的中英文運作等等。而且，‘政府不會管閒事’。另外，相較亞洲其他地區，香港的藝術市場起步早也相對成熟。這裡的拍賣行、博覽會、畫廊與藝術金融市場相輔相成，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也有比較好的藏家群體。”
香港吸引來可並不僅僅只有拍賣行，今年5月法國畫廊業之翹楚貝浩登畫廊的香港分店正式開張了。貝浩登先生告訴雅昌藝術網記者，之所以會來香港，就是因為希望能夠幫助自己(簽約)的藝術家，能夠讓他們有新的視角，同時也讓他們的作品在亞洲的藏家和博物館面前有更高的曝光度。他很坦誠地説：“入駐香港是一個比較長遠的打算，眼下是不可能獲利的，真正的效益可能要到十年以後才能看得出來。”英國古董商立頓很早就在香港開有分店，他向記者陳述了他來香港的想法：“香港的稅收雖然比英國低，但其他成本要高出許多。所以，香港的生意其實並不好做。之所以來香港，還是為了能夠認識更多的藏家和商人。”
這1070平方公里土地的香港並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大家都齊聚這裡各有各的理由。香港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東西方“紐帶”的作用——國際拍賣行或是國際畫廊入駐香港是希望結緣亞洲和中國;而大陸企業入駐香港則是希望聯繫西方世界和亞洲其他地區。
生存香港——不一樣的體驗
嘉德、保利入駐香港還不僅僅是個例，北京匡時已經明確表示2013年秋季打算試水香港。尚有不少國內拍賣公司亦在做赴香港的打算。入駐香港縱有一百個理由，但也有很多原因讓一些拍賣公司打不定主意。據悉，早在嘉德、保利之前，大陸就有數家拍賣行試水香港，但都因種種緣由而沒有堅持下來。
張增偉先生談到羅芙奧在香港遇到的諸多困難，首先香港成本太高，包括場地、人力各種成本，粗略估算是台灣辦拍賣的三倍以上。保利拍賣也有同感，趙旭曾也説：“香港的運營成本包括員工薪酬、房租等比內地高至三到四倍。北京保利曾預估在香港一年的運營費用，或將超過人民幣5000萬元!”
張增偉還認為，港臺文化有差異，需要相當長磨合的過程：“香港人做事、説話都很直接，而台灣人一般表達都比較婉轉。兩種思維模式不一樣，這使得在剛入港的時候，很多事情的對接、處理上都有不適應的情況。大陸和台灣的思維模式有接近的地方，估計在入港後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談到羅芙奧能得以順利在香港紮下根來，張增偉認為是經歷了很長的磨合期以及羅芙奧本來具有頗高的“信任度和專業度”是分不開的。
香港藝術商人許先生對此前大陸部分拍賣行試水香港市場，但未能立足進行了分析，他認為：除了香港的高成本經營和文化差異之外，很多拍賣公司並沒有把進駐香港放在一個長遠的計劃中去考慮，短期的挫折使得他們退避三舍。“就好像是有了槍藥就來打一場仗，沒有就回家去了!”沒能做長遠的計劃，其品牌在香港的亦顯覆蓋不足，宣傳不到位、管理也跟不上。同時在香港做業務也需要大陸拍賣行具強有力的海外徵集能力做後盾。保利、嘉德能選擇在這個時間來香港做拍賣，也是因為其自身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客戶、人脈資源都有了一定的儲備，方能保證其在香港的拍賣。年輕的拍賣行冒冒然跑到香港很難有所收穫。“同時，香港是一個成熟的藝術市場，對拍賣行的要求就自然會高，而且因為國際拍賣行入駐得早，所以香港地區的客人多受國際拍賣規則的影響，這也給大陸拍賣行帶來嚴峻地挑戰。”陳楷遜補充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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