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想化的遺産政策與窘迫的現實
換句話説，試圖將整個文化體制美國化。某種程度上，這個體制已經部分地美國化了。但是早在16世紀就已有了文化遺産政策的義大利人對他們的文化財産採取的仍是一種迥然不同的觀點。他們不僅宣稱寶貴的古羅馬藝術品和卡拉瓦喬等古典大師的油畫為國家文化遺産，而且，凡是存世超過50年的任何義大利建築、美術品和傢具都應視為是國家遺産。
一點也沒錯。任何存在超過50年的(就藝術品而言，創造它們的藝術家過世了)都受到文化遺産法的管轄，該法規要求義大利人如想要將某樣東西帶出關，他們須先申報他們擁有的那些東西。這樣一來，很多人寧願隱瞞自己的財産，而如果是藝術品，它也就不會得到流通。任何埋在地下的文物都屬於政府所有，即使它們碰巧藏在你家後院的地下。
理論上來説，這是很完美的設想：集體主義價值觀，共用的文化遺産，文化的獨立完整性壓倒經濟利益的考慮。
但在實踐上，在這個未徵收的稅款預計達到2800億歐元(約4010億美元)的國家——這起碼是義大利人對中央政府的疑慮以及認同感缺乏的一個反映，這一文化體制依賴的是日益老邁而常年報酬過低的文化部。這個設想根本難以操作。它反而起到了慫恿詐騙和走私，卻阻礙創新和對外交流的效果。它同時還強調文化遺産的保護，但有時卻適得其反。
僅僅在15年前，義大利的博物館才同意將開放時間延至下午兩點以後。一位居於羅馬的友人對上周收到來自馬西莫宮(palazzo Massimo，羅馬國家博物館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的邀請她前去“發現馬西莫宮”的廣告傳單一事備感驚訝。美國的博物館一直以來都在散發類似的宣傳材料。而義大利的博物館卻從來不這樣做。
在人們同樣抱有強烈的文化自豪感的法國或是英國，則採用一些促使人們申報所擁有的藝術品或財産的激勵措施，其中包括將藝術品銷售到海外的權利，而國家則有權以公平的市價購買下他們視為是國家文化遺産的東西。法國的盧浮宮還將其部分藏品租借給阿聯酋的阿布扎比，如波士頓美術館曾租借給日本那樣。不過，這種做法容易引起糾紛，波士頓美術館當年就是如此，但如果管理得當，不失為一種共用國家文化財富和創收的好法子。它反過來還能促進旅遊業發展，並能充當有效的外交手段。
在美國，減稅政策鼓勵了私人將其藏品捐給公共機構。而義大利目前才剛剛實施帶有限制條件的減稅政策，而且應用起來十分複雜，以至於大多數義大利人要麼不知道，要麼覺得太深奧了。在義大利，走私藝術品和古代文物簡直是家常便飯。
保護和宣傳是一塊硬幣的兩面
義大利人似乎很欣賞他們自己身上的那種不甘妥協的態度。薩爾瓦多·塞提斯(Salvatore Settis)是文化部顧問委員會的主席。“我們行走在諸如羅馬這樣一些城市的街道上，我們可能生活和工作在某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官邸裏，可以説，我們每天都在與我們的文化遺産打交道，因此，去不去博物館對我們來説無所謂。”他在解釋為何義大利人看重他們的文化傳統卻很少去博物館參觀時這樣説道。他又説：“另一個原因是，義大利的博物館缺乏吸引人之處。”
事實並非完全如此。義大利的有些博物館的確金碧輝煌。但在全球參觀人次最多的10家博物館當中，義大利只有教廷博物館入選，但嚴格説來，教廷甚至不屬於義大利。正如一家文化研究所所長馬利莎·艾美利亞尼(Marisa Emiliani)所説的：“我們從不那樣看待問題。”她指的是從宣傳和參觀率的角度。
艾美利亞尼説：“當1734年教皇克萊門特十二世(Clement XII)開放卡皮托裏尼博物館(Capitoline Museum)之時，他有兩個目的，一方面是要施教于學者和藝術家，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公眾的娛樂。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即使經歷了近些年的所有這些變化，把博物館視為一個提供公眾娛樂的場所的人已是越來越少。”
經濟學家米歇爾·特裏馬奇(Michele Trimarchi)則厭惡地搖搖頭，説：“我們有一個人數很少卻吵得不可開交的文化部門，它有一種偏狹的自我保護傾向。大多數義大利人事實上根本不關心文化。絕對不關心。”
“在美國，會有博物館或歌劇公司組織年輕人免費進場，以此培養新觀眾。但在義大利，這種宣傳方式簡直是大逆不道。在宣傳自己這方面，義大利的博物館沒有任何積極性。它們不是具有獨立財政權的單位，因為它們的一切收入都要上繳中央政府，因而它們的經濟命運與它們的收入沒有直接聯繫。”
這一説法也不完全對。但問題的確部分地出在這裡。“沒錯，我們沒有認識到，保護和宣傳其實是同一塊硬幣的兩面。”特裏馬奇又説道。
的確如此。説到底，在這個如此仰賴文化來賺取遊客美元的國家，這是一種讓人難以理解的失敗，而在商業領域，如領先全球的設計和時尚行業，義大利人又把行銷做得似行雲流水。
而在教廷，帕魯奇聳肩説道：“文化就如同我們的家人。每隔一陣子就有一位政治家上臺，提議賣掉我們寶庫裏面的東西。但從經濟角度來管理我們的文化遺産，這完全與義大利人的傳統精神相違背。沒錯，義大利人是沒有把自己的文化遺産看管好，這是因為我們缺乏足夠的資源。所以我們寧願等待一個更好時代的到來。”
當被問及這個時代可能在什麼時候到來時，他匆匆看了一眼窗外的聖彼得大教堂，笑了起來。“我很樂觀，固守在這裡，就是我的職責。”他説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