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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混亂，錢就會變成尺度
美協、畫院、學院這些官辦機構的藝術價值判斷失靈後，市場就成了惟一的判斷標準。圈內人都關心自己賣了多少畫，價位怎麼樣？
陳丹青：價值混亂，錢就會變成尺度。體制外群體沒別的比，誰服誰啊，於是比價位，當然，各種類型出現了，繪畫和裝置怎麼比?但一賣錢，全部變成數字;至於美協、畫院的官位為什麼仍然搶手?還是錢，還是數字。主席和副主席，底下價格大不一樣，買家是各路企業人，難判斷，看你名片頭銜，然後砸錢。
這事好歹得分兩面看。一面，拍賣是市場經濟的一部分，改革開放必然會走到這步棋。事情一旦往市場走，規律會跟著走。你掏了錢，錢會説話：錢會停止，錢會流動。這些作用什麼時候起，什麼方式起，沒人知道。任何已有的市場理論、歷史經驗——歐洲的、日本的、港臺的——都無法解釋中國市場，因為這不是真的市場，太多體制因素，可是你又不能説完全是假的，有買賣，就是市場。
另一面，儘管市場混亂曖昧，但它釋放活力。當代藝術即便泥沙俱下，其中凡有名頭的，市場好的，的確是優秀的。我很願意承認別人。你橫向地去跟歐美比，不好比，咱們沒出安迪·沃霍，沒出杜尚，但是平心而論，國內的政治波普啊、觀念藝術啊，還有像劉小東，包括影像藝術幾位哥們：呂楠、劉錚、洪磊……我佩服他們，我很慶倖在這麼短的時間，中國藝術圈出了這麼一批人。
美術市場今天這樣火爆的狀態是正常的嗎?是不是市場和意識形態同時起作用的緣故?
陳丹青：市場火爆，因為經濟增長火爆，因為各種買賣，包括藝術品買賣中斷將近半世紀，一旦解禁，能正常嗎?就像縱欲是因為長期禁欲。你説縱欲不正常，可是禁欲正常嗎?藝術市場也是一樣道理。
今天的市場格局，比方説拍賣行僭越傳統畫廊市場功能等等，剛才説了，始作俑者是美國人，我見證了這個過程。我去美國不久，1980年代中期，沙裏、施那柏二十幾歲畫廊出名，三十幾歲就上拍，價位翻倍。德·庫寧那一輩做夢也想不到活著時會進入拍賣，他壽命高，親眼看見自己的作品上拍，可是帕洛克、羅斯科這些抽象表現主義老將1970年代就去世了……收藏群體的成分也變了。包括畫廊業巨子也開始插手。還有日本財團的介入，1980年代他們花逾千萬美元拍走凡·高的畫，當時震驚歐美。
中國這些年進拍賣行的人十之有九沒有收藏“前科”，入道前對美術界一無所知，而重要拍賣行的背景高度官方，這些情況，西方都沒有，典型中國特産。一幅畫高價出去了，媒體只報道畫家的名字，拍賣圈內人才知道真正獲利的是買方賣方。西方輿論很成熟，詳細跟蹤分析誰在買，為什麼買，與過去的收藏史有什麼差異，等等。中國媒體幾乎沒有這類研究性質的資訊，只是成天驚呼價位，誤導輿論，美術界有頭腦的人不會認同價位就是標準，可是社會上卻信以為真。
真正特殊的國情是私下賣畫。其中大項是走官家的禮，外界很少談到。山東，十年前每年買畫的資金就有兩三個億。商人年關將近手裏一張信用卡，幾百萬，得趕緊在春節前把禮物送到各路官員那裏，求爺爺告奶奶，畫拿到了，轉手遞上去。地縣級官員比的不是車，是家裏的字畫。我有一朋友開小拍賣行，國家委託拍賣雙規官員資産，其中許多字畫都沒打開過……正常嗎?只要是國情，別問正常不正常。
在中國以外，美國、歐洲的情況和我們相同嗎?除了市場，還有什麼在起作用?
陳丹青：哦，太不一樣了。除了市場，美國有龐大的基金會系統，俗稱第三政府，專門資助未被發現、未被承認的藝術家，上百年傳統，行之有效。我在1990年代初畫自己的玩意兒，不肯找畫廊，給各州基金會寫信，全部回信，有一家決定給錢，毫無回報條件，一聲不響給你開支票，我馬上租畫室。
歐美學術系統完備，歷史文脈沒斷過，誰第一流第二流，賬面很清楚，然後才是新面孔，逐漸淘洗。日本也是這樣，有良性的秩序，層次很豐富，很分明，在理，到位。歐洲基金會比美國少，歐洲的厲害是官方扶持文藝：法國德國的文化部附屬外交部，高瞻遠矚，你看歌德學院在各國分部做的都是高端文化活動，荷蘭、英國，都做得好。歐洲政府的教育投入、文化投入，都是重項，二十多年來中國多少學者藝術家去歐美交流，都是美國基金會和歐洲政府熱心折騰。
中國呢，民間基金會談不上，純粹民間的文藝機構根本沒有。政府弄文化是為了政績，資金和資源不外乎官商兩家合夥運作，早已成了模式。藝術學院談不上教育，但權力運作空前奏效。沒有哪個國家有像我們這麼龐大的官方教育或者文化機構，你去文化部食堂看看。這些機構確實起作用——人家是人做事情，我們是事情養人，他們是很忙，國家的倉庫將堆滿藝術品，然後列入行政報告：啊!聽著!百分之多少多少……有根有據。這是在提升文化嗎?社會因此更有文化嗎?但它必須運轉，千萬人靠它吃飯。別問品質，要看數字，論數字，中國文藝界人口世界第一。
真的文藝標準，不吱聲的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建立中國人的藝術判斷標準呢?
陳丹青：“判斷”和“標準”不同。“標準”常被假定是靜態的，永恒的，但美術史其實是更換標準的歷史。“判斷”是動態的，跟著活的情況走。30年來的美術，包括各種文藝，重要的不是尋找標準，而是釋放活力，跟經濟和社會領域一樣。你在乎標準，你就動不了。但如何判斷目前發生的狀況?
譬如當代藝術兩年前因紐約拍賣帶動，驟然成為市場重頭戲，價位跳級躥升。相對寫實的體制內作品迅速落差，甚至邊緣，而長期邊緣的當代藝術處境被大幅度改寫，改寫的影響力來自境外。這一天遲早會來，但大家還是苦於如何反應，如何判斷。其實當代藝術十多年來一直被境外“認領”。香港、新加坡，是一組收藏群體，歐美另有收藏散戶，其中瑞士的西客、比利時的尤侖斯是兩大藏家，收藏品數千件，可以開小型美術館。問題是他們並非僅僅關注前衛藝術，還包括“文革”前後作品。陳衍寧的《毛主席視察廣東農村》，西客花上千萬元拍走——聯想到諾貝爾獎，威尼斯、柏林、戛納電影獎，還有各種雙年展等等來自西方的光束，説明什麼呢?我不認為這是所謂“文化殖民”，我也從未指責任何在境外獲獎的作品是取悅洋人——雖然我在紐約長期自甘邊緣，從來沒有試圖招引西方人的目光——藝術是小意思，被更大的事情決定。不要忘記，自孫中山到共産黨的一系列革命，真實的“主宰”來自境外，蘇聯，日本，或者美國……再問一次：説明什麼呢?
回到藝術圈，拍賣、收藏，都是新事物，與其指望標準，不如蒐集平實的資料：境內砸錢買畫的是哪些人?哪類人買哪類作品?為什麼買?多少人轉手炒?多少人誠心誠意攢收藏?境內和境外買家差異是什麼?為什麼有這些差異?至少，拍賣行應有統計分析，不然你怎麼判斷?談什麼標準?企業標準歸結為利潤，看數字。藝術呢?藝術變成數字，既難服人，又好像大家面對終審裁決，怎麼辦?
真的文藝標準，不吱聲的。過去只有一個標準，目前標準錯亂。標準錯亂的壞處是泥沙俱下，好處是新格局破繭而出。體制內過去以意識形態作標準，現在失靈了，只能以官銜定標準，其實既為利，也是脆弱，因為它不再自信。市場標準則從來是價位，它會上下波動，自我調節，改革開放就是將一切交給規律。從人治到法治，從壟斷到市場，即便偽法治、偽市場，也比赤裸裸的人治和壟斷強……路還長，比我們想像的要長得多，眼下的騷動，只是價位忽然成為仲裁者之一。我們認同哪一種仲裁?權力，還是價位?
另一種仲裁據説是“時間”，目前暫時看不到這句話的説服力。我痛心的是有些老前輩至今未被市場確認。大家忘了董希文，多麼了不起的藝術家，完全不在市場，他，還有不少前輩被不公正地遺忘、忽略。這在西方不可思議：市場名單有20世紀的畢加索，可是沒有19世紀的馬奈?當年馬奈被沙龍長期拒絕，最後是印象派同志們花兩萬法郎從他遺孀手裏買下《奧林匹亞》，抬進盧浮宮。
我們沒有畢加索，也沒有馬奈……我們有董希文，但市場鬧這麼高，家屬願意將遺作無償捐給“國家”嗎?眼前的艾未未、蔡國強，“國家”也不會給名分，因為“國家”就意味著那幾個行政幹部。現在未未和蔡國強有名是因為你們媒體的關注，他們在藝術上的“註冊”來歷，大家知道，其實是在西方。
你問標準，這是誰説了算的問題。如今媒體扮演一部分話語的權威，此外，更強大的事物在支配我們——不完全是權力，也不是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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