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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美術館與博物館的分工似乎很明確，美術館專心於近一百年來的現代藝術，或者近三十年來的當代藝術；百年前發生的事情一般都交由博物館處理。 “美術館” 、 “博物館”都是近代西方文化東漸的成果，但考究這兩個詞彙，卻是一百年前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發明的漢字譯詞，中國當時羨慕日本的改革氣象，直接引進，並沿用至今。應該説， “美術館”也是東亞近代化的産物。
日本設立美術館的時間雖早在百年之前，但各地興建美術館的熱潮卻是從 1970 年代開始，各地爭先恐後地興建，縣立、市立、町立、村立、街道、財團直到私人，都在建美術館。這是比拼地方實力、爭奪眼球效應的一場運動。90年代末期，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美術館熱開始走下坡路，但美術館文化顯然在這個過程中深入人心，成了都市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舶來文化經過一百年的移植和適應，終於變成大熱的本土文化，這和電影有點相像。日本各地的公立美術館一般稱“近代美術館” ，這可能是受了MoMA等西方機構的影響，專注于“modern art” 。但日文翻譯成“近代”卻有著雙重效應， 一方面， “近代”強化的是現代性認同，以此區別於強調歷史容量的“博物館” 。另外一點比較重要， “近代”在日本一般指涉從明治維新到1945年敗戰的這段歷史。這層意義塑造了日本美術館的主體學術目標，就是研究、典藏、展示近現代美術史的專門機構，它的歷史內涵是天然生成的。
最近十年，日本的“現代美術館”也多了起來，這也不外西方的影響，是從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直譯過來的。這類新館主要從事當代藝術展覽活動，深受年輕觀眾和遊客的歡迎。但就整體而言，日本美術館普遍重視近現代美術的學術研究，美術館的資源配置也大多圍繞這個目標展開，其學術氛圍之濃厚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美術圖書館的配備。2001年我去日本德島縣立近代美術館進修，驚訝地發現一個二十萬人口的小鎮，它所擁有的美術館中居然還配備了一流的美術圖書館，百年來的期刊、圖書、縮微膠捲、國外資訊一應俱全，行政辦公室就緊鄰圖書館，學藝員們搜尋資料異常方便，從東京等地舊書店發來的售書目錄也隨時寄到學藝員的案頭，為了方便研究，美術館還為學藝員們配備了獨立的研究室。
僅在東京一個城市，美術館中配有大型美術圖書館的就有五處，均對外部研究者開放。其中東京都現代美術館、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的美術圖書館最為重要，囊括了諸多私人文庫和珍稀文獻，剛成立不久的國立新美術館也設立了“美術展覽圖錄圖書館” ，匯集了近三十年來的重要展覽的圖錄。這些學術資料的雲集和擴充，使得美術館在學術研究方面有了硬體環境的保障。日本美術館中有不少學藝員是著名美術史學者，如剛剛去世的鶴田武良先生，原來就是大阪市立美術館的學藝員，專門從事中國近現代美術研究。現在築波大學擔任教授的五十殿利治，原為北海道縣立近代美術館學藝員，從事極東地區（俄羅斯、中國東北、日本）1920年代的前衛美術研究。現任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的水澤勉先生也是淵博的美術史家，廣泛涉及中國的新興木刻、日本1930年代的現代藝術等課題。德島縣立近代美術館的江川佳秀先生從事的研究項目包括了偽滿洲國的美術史。此外，福岡亞洲美術館的學藝員勞旺柴坤·壽子從事著關於中國、東南亞等地現當代美術史的研究，眼界早已躍出日本國境之外。可以説，他們紮實深湛的研究、策展行為緊扣“學藝”一詞的原意——學問和藝術。
學藝員翻譯成當代中文叫做“策展人” ，而“美術館”在中國一直被理解成美術展覽館。1937年，中國第一家國家美術館在南京落成，當時就叫“國立美術陳列館” ，館員的屁股還沒坐穩，抗戰就爆發了。美術館的性格就此定下，第一是忠實反映國家意識形態，第二是學風浮躁淡漠。這兩個性格使得中國的美術館一直名聲不好，就是一部做展覽的機器，厚黑學發生裝置。形勢發生轉機據説是引進了“策展人”制度之後，因為這標誌著制度與國際接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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