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志先生在《中國美學十五講》第十講“大巧若拙”中提到“老境”這個美學概念。他説:“中國藝術推崇老境,老境也是一種拙。”他指出:“老,在中國美學和藝術中代表一種崇高的藝術境界。這和崇尚古拙平淡的美學風尚是密切相關的。”“老境于稚拙中透出可愛,在平和中滲出瀟灑。”參照中國書畫,特別是書法,我想到唐代孫過庭的“平正”論、宋代蘇軾的“平淡” 論、明代董其昌的“生熟”論,這些理論對我們的書法學習和創作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現分述如下:
(一)孫過庭的“平正”論
孫過庭在《書譜》中提出了學習書法的三個階段:“至如初學分佈,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
學習書法開始時求“平正”,這是第一階段;得平正後求險絕,這是第二階段;能險絕之後,再回到平正,這是第三階段。初學書法一般以靜態書體,即篆、隸、楷為入門,大多數人以楷書為入門第一首選。但以隸入門者呈越來越多的趨勢,因為隸書更能體現“橫平豎直”之要旨。專業院校則多以篆書開始,因為篆書體系 (含甲骨文,大小篆等)為中國文字之源頭。但不管是楷,還是篆隸,都能較為容易地解決字的基本間架結構問題,即“分佈”。還有初步了解筆畫的書寫及應用即筆法相關問題。相對而言行草書的變化要遠遠大於上述三種書體,初學姑且不論,因為以臨帖為主。但凡有一定基礎之後就要注意其結體的正欹開闔,用筆的中側鋒轉換、提安頓挫、速度的快慢、節奏的鬆緊,用墨的枯濕濃淡,章法的參差變化、穿插聚散,等等,實“平正”難以解決,“務追險絕”。説到底就是窮盡變化,不計手段,以領會書法變幻莫測、千奇百態無窮之奧妙。但孫過庭又説,“既能險絕,復歸平淡”。中國人深受儒家學説熏染,追求“中和”之美,故又要“復歸平正 ”。此“平正”要求更高,即經歷“險絕”之後,又要若不經意,變化到極致而又要不露痕跡,所謂渾融無跡,這或許也就是很多初學者讀不懂《蘭亭序》的原因吧。而隨著學習的深入,才能理解王書之“矯若遊龍,如臥風闕”的審美境界。
(二)蘇軾的“平淡”論
東坡先生在《與二郎侄》中説:“凡文字,少小時須令筆勢崢嶸,辭採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也。”此語本論文,但常被引論書法,如董其昌《容臺別集》就曾引用:“作書與詩文同一關捩,大抵傳與不傳,在淡與不淡耳……蘇子瞻曰:‘筆勢崢嶸……絢爛之極也’。”以此語對照孫虔禮的話就會發現他們的觀點驚人的一致。東坡雖未提如何達到“崢嶸”和“絢爛”,但可想見,這個過程亦是從“平正”到“險絕”的過程。其後,東坡和朱良志先生一樣提到“老”字。朱先生在書中説“中國書法理論提倡生、拙、老、辣,反對熟、巧、嫩、甜,所體現的就是大巧若拙的哲學精神。”東坡認為“老”就要追求“平淡”,而此“平淡”絕非是 “老”之前的“平淡”,是“絢爛之極”的“平淡”。正如莊子所言“既雕既琢,復歸於樸”。這裡的“樸”是雕琢之前的“樸”嗎?顯然不是。
東坡居士《黃州寒食詩》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當是子瞻“崢嶸”、“絢爛”之作,“是蘇氏書法中最為精彩、最為傑出的一件作品。它的不同凡響之處,在於它是出世和入世、“尚法”和“尚意”撞擊下進發的石火電光,稍縱即逝且不可能重現。黃庭堅説:‘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有太白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誠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此評自有其精闢之處。這倒不是説,蘇氏在以後的20年技法沒有長進,相反他大部分作品,包括每份尺牘都精美雅致、從容優遊。儘管晚年南竄八年的謫居生活比黃州更為惡劣,但修煉得心如止水,以至不以物喜,不為己悲。”(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在經歷了《寒食詩》這樣的“崢嶸”、“絢爛”之後,東坡的境界應該更高。其實東坡晚年之書法,正如他自己所言,“乃造平淡”是也。
(三)董其昌的“生熟”論
董其昌在《容臺別集》中説:“詩文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工,不工亦何能淡?……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董其昌的觀點啟示我們,學書先由生至熟,即從無法到有法。然後又要由熟返生,可看作是再從有法到無法,自然隨意,直至自由無礙之境界。當然,他的“生”、“ 熟”還不止“有法”、“無法”那麼簡單。董之“生”即“淡”,“熟”即“工”,“熟”乃“生”之前提,一如“工”乃“淡”的前提一樣,蘇東坡謂“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是最好的注腳。
董其呂關於“生”、“熟”的論述還有,“趙(孟頫)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往率意。”這裡董香光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生”更勝“熟”一籌。他認為“熟”就是“工”,也即我們今天講的技法嫺熟,此應屬書法共性範疇,故“熟”也容易混同於一般而泯滅個性,這便是“俗”。所以他要“熟”後“生”,實乃以“生”破“熟”、以“生”破“俗”而求個,陸。這時的“生”已超出“淡”的意境表述,而昇華為他自己的“精神血氣”了。他説“吾書往往率意”,也説明他作書時注重隨意生發而追求意趣。所以他又説:“吾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生少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一籌。”他雖承認功力不如子昂,但又自豪地認為他作品的氣息要高於趙。
中國書論中類似上述三家的理論還有不少。清之宋曹在《書法約言》中説:“書必先生而後熟,既熟而後生。先‘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後‘生’者,不落蹊徑,變化無端。”清·劉熙載《藝概》中也有相關論述,“學書者始由不工求工,繼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極也。”……劉熙載之言可作這幾家理論總結:“不工”要求“工”,即先求技法和共性,一如孫過庭之“險絕”,蘇軾之“崢嶸”、“絢爛”,董其昌之“熟”。然後“由工求不工”,即去追求個性和風格,一如孫之“通會”,蘇之“平淡”,董之“秀潤”。其實也就是説每一個書家都應在過技法、共性關之後,努力去融會貫通,錘鍊風格,並勇於去掉造作刻意成分。最終信筆為之,從心所欲,一任自由,以直臻化境。
當我們誇獎老年大學學員或老幹部書法家的作品人書俱老時,不是無知就是違心瞎扯。孫過庭所説的“ 人書俱老”的前提可是“通會之際”。沒有“通會之際”哪有“人書俱老”?“老境有天成之妙境,有天籟之音聲。”(朱良志語)這個“老境”是“險絕”,“崢嶸”、“絢爛”,“熟”之後的“老境”,是經歷過風雨過後的彩虹。只有經歷過風雨,這道彩虹會更美、更讓人難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