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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下旬，鄧肯·克拉克所乘坐的航班在巴黎機場跑道上開始滑行時，法國總統馬克龍宣佈該國開始實施第二次全國封鎖。當日法國新增近5萬新冠感染病例。美國則有近10萬例。
克拉克如釋重負地嘆了口氣。他的目的地是中國。那一天，中國報告了25例新感染病例，除了1例本土病例，其餘皆為境外輸入。
克拉克是商人兼作家，他在美國和法國待了9個月後回到中國，這是他自1994年搬到北京以來離開中國最久的一段時間。過去幾年，他在中國之外生活的時間越來越多。但當他在去年10月回去的時候，他感覺到了一些新的東西：安全、活力和自由。“能過上正常的生活真是太棒了”，他説。
當許多國家仍飽受疫情之苦之際，最早遭受疫情的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自去年11月初以來，美國每天報告的新感染病例數都超過中國在2020年全年報告的感染人數。
中國就像疫情前世界的“常態”一樣。餐館、酒店人滿為患，奢侈品牌店外排著長龍。人們不用開網路會議，而是面對面商談業務，或者慶祝新年。
這場疫情顛覆了許多人的認知，包括自由的概念。西方一些人抨擊中國人沒有自由，但他們可以自由走動，過上正常的日常生活。在一個發生疫情的年份，世界上許多人都會羨慕這種最基本的自由形式。
這場全球危機可能會讓人們對其他形式的自由産生懷疑。近一半美國人把票投給了一位無視科學、未能採取基本預防措施保護國家的總統。一些美國人聲稱，無視衛生專家佩戴口罩的建議是他們的個人權利，但這讓他們自己和其他人都面臨越來越大的感染風險。
在疫情暴發之初，中國政府採取了嚴格的防疫管控，包括隔離措施——這是西方國家政府力所不及的辦法。
“事實上，中國政府對待病毒的方式跟對待其他問題有很多相似之處，”加利福尼亞州退休律師霍華德·趙説，他對太平洋兩岸的初創企業都有投資。“那就是一刀切的辦法：只要能把問題徹底解決就行。就防疫而言，也許不是太壞的事。但就某些其他問題而言，可能就不是那麼好的事了。”
然而，這一認識並沒有阻止霍華德·趙享受他在中國的時光。自去年10月中旬從舊金山飛抵上海以來，他舉辦過20人參與的商務晚宴，去過爵士酒吧，看了電影，去了海鮮市場，還飛到深圳考察了一家做自動駕駛汽車的初創企業。
“這是我今天在上海吃午飯的地方”，去年11月6日，他在臉書上寫道，並配了一張人們用餐的照片。“開始想起正常生活是什麼樣子了。”趙説，他在中國遇到的人都對美國每日新增感染者數字之高感到“困惑”和“難以置信”。
“中國共産黨這次提供了一個社會公共品，就是穩定”，去年8月從香港移居北京的投資者董海濤(音)表示。對董來説，在中國的成功讓他有機會實現財務自由。他正在建立一家資産管理公司和一家經營普洱茶的初創企業，他看好中國經濟。他認為，疫情過後，中國將擁有更加強大的供應鏈和充滿活力的消費經濟，其驅動力來自年輕一代。與成長在全球化時代的他那一代人相比，年輕一代對中國傳統文化更感興趣，比如茶。
董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從紐約搬到香港的，他決定離開香港，是因為疫情期間那裏缺乏生機，而許多內地城市似乎都煥發著活力和希望。“我不認為在香港能找到我想要的自由”，他説。
西方可能會發現，在中國讓自己的模式變得如此吸引人之後，它必須更加努力地推銷自己的“自由”願景。
商人兼作家克拉克1994年在北京創立了一家科技諮詢公司。自去年11月中旬結束(入境中國後的)隔離以來，他已造訪過4個中國城市，參加了許多場活動和會議，其中一個活動有900人參加。克拉克是懷著複雜的心情承認這一點的：“你希望它不是真的，但它確實有點像真的。”他説，北京和上海越來越國際化，那裏的消費者也越來越成熟。
克拉克説，中國“感覺有點像迪士尼樂園裏的‘未來世界’，就好像西方世界的縮影還在這裡，但西方世界現在已經關閉了”。對他來説，再次置身人群需要一些時間適應。回到中國後第一次參加大型活動時，他注意到有人有口臭。“我當時想，天哪，我已經9個月沒遇到過這種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