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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使會談
1955年4月，王炳南出任中國駐波蘭特命全權大使。7月底的一天，王炳南和大使館的同志們去郊外野餐時，機要秘書送來了中國外交部的一份電報。這是一份發往駐英代辦處的電報，內容是説，美國通過英國方面的斡旋，向我建議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電報加抄駐華沙大使館。王炳南讀了電報心裏有些納悶，為什麼發往駐英代辦處的電報要加發到華沙使館？旁邊的使館工作人員猜測可能是要他去參加會談。果然幾天后，他接到了中國外交部關於要他擔任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首席代表的正式通知。
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消息一公佈，整個世界為之震驚。各國重要報刊幾乎都作為頭版頭條新聞予以報道，並作了許多評論和預測，王炳南個人歷史、他與周恩來的關係，甚至私人生活，一時都成了報刊上的新聞。
對於會談的議程和所要達到的目的，一開始雙方就有很大的距離和分歧。我方認為會談應著重討論台灣問題及安排杜勒斯國務卿和周恩來總理的直接會談和建立兩國的文化聯繫等實質性問題。美國則只想先要回扣押在中國的美國人，並要求中國保證不對台灣使用武力。實際上會談中最尖銳、最突出、最棘手、最不可調和的問題就是台灣問題。最後為方便會談先開起來，我方同意了先談遣返僑民問題。
會談地點仍選在日內瓦，確定於8月1日下午在國聯大廈一個小會議廳舉行。當王炳南等中國代表步入會議廳時，許多新聞記者都友好地招手致意。美國首席代表是約翰遜。
第一次會談比較順利，氣氛是輕鬆愉快的。第二次會談只進行了l個小時就結束了，雙方提出了遣僑名單。王炳南提出的名單中就有錢學森的名字。
在第三次會談中，約翰遜一開始便要求中方立即無條件地讓所有在中國的美國人離境，以便為進入第二項議程即其他實質性問題的討論掃清道路。王炳南認為如何處理美國在華被押人員問題是會談的內容，決不是繼續會談的條件。因此他鄭重地重申我國對遣返中國留學生和僑民的立場，提出美國必須立即釋放那些被無辜監禁的所有中國人，使他們有機會返回祖國。這時約翰遜已不再提扣留有技術的中國人是美國的法律了。
約翰遜代表美國政府，固執地堅守著他們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的所謂原則，即使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也怕造成承認中國的印象和結果。如王炳南提出授權印度駐美大使館照管中國僑民，他就始終不同意，生怕這就等於承認中國對居住在美國的僑民負有合法的領事權利，就等於承認了中國是個主權國家，排除了台灣當局。經過好幾個回合的鬥爭，約翰遜理屈詞窮，經請示杜勒斯後被迫接受中方的意見。但説不能用“授權”兩字，只能用“邀請”，以減少中國的合法性和法律責任。王炳南斷然予以拒絕。所以會談的遣返僑民問題反反覆復進行了多次卻無積極成果。會談進行了11輪後，到了8月底，會談從每週舉行3次減少到1次。會談形成程式化，雙方輪流照本宣科，互不用語言攻擊對方。王炳南為首的中方代表始終彬彬有禮，他們的立場是堅定的，態度是嚴肅的，但言之有理，舉止沉著，保持著良好的外交風度。
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王炳南可以大膽地同約翰遜進行私下接觸。約翰遜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也和王炳南進行個人交往。於是出現了有意思的情況，他們在會談桌上非常嚴謹，各自守住一條防線不放，會下卻常有些友好的私人交往。在正式場合不便説的話，私下可以磋商，交換看法，摸摸底，甚至還可能有點突破。在會談僵持不下時，為了緩和一下氣氛，有時就互相邀請吃飯。首先，約翰遜為了解決一個問題，想了解我方的態度，又要避免記者的視線，便在一個僻靜的山上找了一個別墅，悄悄地請王炳南他們去吃飯，在飯桌上解決了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後來為了同樣的需要，經請示周總理同意後，王炳南也在同一地點請約翰遜吃飯，甚至還邀請他們來看中國京劇團在日內瓦的演出。他們高興地接受了邀請，但一再叮囑説，要保密，千萬不能讓記者知道。看完戲，約翰遜稱讚道:“這是中國古老文明的藝術表現，是美國沒有的。”
另外，王炳南從華沙去日內瓦，中途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換乘飛機時，也常常和約翰遜相遇，同坐一架飛機，回來時也一樣。有時因天氣不好，飛機不能起飛，他們還被安排在同一家旅館住宿。王炳南和約翰遜好像成了一對旅途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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