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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國政府還採取了釋放在押美國人的積極行動，以期贏得世界輿論的支援，並進一步影響美國朝野的各派勢力。
總之，基於中國自己的建設需要，在朝鮮戰爭之後，中國奉行了與一切願意和平的國家和平共處的戰略方針，開展了全方位的外交活動。這其中，由於解決台灣問題的客觀要求，中國在1954年中期到1955年年中的活動中，不可避免地與美國打起了軍事心理戰和外交戰。通過一系列精心設計的軍事行動和外交活動，中國最終推著極不情願的美國被迫坐到了談判桌前。顯然，中國由於切身利益的需求，特別是面對涉及主權領土完整的嚴肅的政治問題——台灣問題的解決的時候，必然要竭盡全力主動地採取行動，而不是不關痛癢地消極地應對局勢的發展。這一點正是美國在決定進行中美談判的整個決策過程中缺少的。
2、美國：消極被動的對華政策
在這一段時間裏，美國國內的情況與中國是不同的。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決策過程一直充滿著矛盾的心理和曖昧的色彩。它的策略的變換幾乎是隨著事態的發展，被不自覺地推著朝前走的。總的來講，是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一系列舉措，使得美國不得不考慮用戰爭以外的方式維持台灣地區的現狀，從而達到其遏制中國的政策目標。
朝鮮戰爭後期，反戰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以致于總統競選大戰的勝負甚至是看哪一位候選人能夠迅速地結束戰爭，最後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並按照許諾立即結束了朝鮮戰爭。朝鮮戰爭後的美國輿論雖然依舊反共反華，但是戰爭的叫囂畢竟不如以往瘋狂了。從艾森豪威爾上臺起，美國開始逐漸擺脫極端反共反華的麥卡錫主義的陰霾。麥卡錫的失勢及其在1954年4到6月間的最終垮臺，在客觀上為美國政府調整內外政策提供了較為寬鬆的環境。50年代中期美國的對華政策不是不通情理的僵硬，而是略有一些變化。但是，不承認中國的政策仍然未變。
與杜魯門一樣，艾森豪威爾實行的依然是遏制、孤立中國，控制台灣的對華政策。他在上臺後沒有多久，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了美國對遠東的政策。在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計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他們認為，美國遠東政策的一個基本目標是使中國發生變化，這將會消除中國對自由世界安全的威脅。 要消除威脅的最有效的辦法是分裂中蘇聯盟，使中國脫離蘇聯的軌道。實現這個目標，具體來講，有兩種辦法。一個辦法是將“北平政權”與莫斯科拆散，一個辦法是“推翻北平政權，由一個敵視莫斯科的中國政府來代替它”。 但是，他們傾向於不採取上述兩種辦法中的任何一種，而是“在不直接對共産黨中國進行干涉的條件下，增加對共産黨中國的壓力。”
由此可見，美國的遠東政策的目標是運用壓力政策，促使中國與蘇聯的分裂。這個政策後來被學者稱為“壓力楔子”政策。對中國來講，美國這一時期對華政策的基調就是，在不與中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的情況下，繼續遏制中國。
儘管艾森豪威爾上臺以後，國家安全委員會曾在一份關於基本國家安全政策的第162/2號文件中明確説，美國必須接受與蘇聯及中共兩者，經由談判的方式，解決局部甚至全部問題的可能性。 當時這個文件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並由艾森豪威爾批准。這説明艾森豪威爾政府為了避免戰爭，不排除與中國進行談判解決問題的方式。但是，它對中國繼續實施壓力政策的指導思想，使得它不可能積極主動地與中國直接接觸並進行談判，甚至在出現談判契機的時候，仍表現出極不情願的態度。後來臺海危機爆發，美國政府更是質疑與中國談判的可行性。在1955年1月5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杜勒斯提出將“必須接受”與中共談判的可能性改為對與中共談判的事“要保持開放的態度”。 這是後話。
不過，有一個問題使美國不能不與中國發生關係。朝鮮戰爭中在中國大陸失蹤的美國軍事人員、以及因為從事間諜活動或是其他原因被拘留在中國的美國人有一定的數量。朝鮮戰爭結束以後，這些在押人員的家屬要求美國政府為他們的獲釋採取行動。後來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美方代表約翰遜在回憶錄中説：“美國公眾輿論不允許政府因為外交細節決定在押人員的命運。”
日內瓦會議召開後，儘管美國國內要求政府解救被押人員的壓力劇增，美國仍然不願與中國直接接觸談判這個問題。當時，美國主要通過英國的駐華臨時代辦杜維廉向中國傳話，説明美國準備在中國留美學生出境問題上作一定程度的讓步以換取美國僑民的遣返。 中國代表團由於了解到美國代表團並非鐵板一塊，因此抓住美國急於要求在華的被押人員獲釋的願望，主動提出並宣佈願意就被押人員問題同美國舉行直接談判， 這樣，中美之間進行直接接觸的契機出現了。
儘管如此，美國政府還是堅持不與中國進行直接談判。杜勒斯指示出席日內瓦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副團長史密斯不要中了中國的計策。因為杜勒斯認為，中國提出與美國談判，是意在使美國與中國接觸，從而給外界造成美國打算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 後來由於史密斯的堅持，才有了中美在日內瓦會議上的四次談判。不過，美國政府為了澄清自己絕無承認中共政權的意思，採納艾森豪威爾的新聞秘書賀葛迪（James C. Hagerty）提出的辦法，對外聲稱“再沒有比保護美國人民更重要的事了”，“與中國談判絕無隱含承認之意”，以搪塞公眾輿論。 但是，無論美國政府怎麼解釋，事實是，中美之間緊閉的大門被撕開了一條縫，雙方在朝鮮戰爭結束後，為了遣返人員的問題開始了新的雙邊接觸。
雖然雙方在日內瓦會議上有了新的接觸，但是，由於日內瓦會議使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大大增強，在日內瓦會議以後，美國對華政策較之會議以前，不但沒有變得溫和，反而更為強硬。1954年8月初，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政策設計委員會又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報告提出了對華政策的四個方案。第一個方案要求修改對華政策，緩和美中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使之與美蘇關係的水準一致；第二個方案建議使用除了戰爭以外的手段削弱中國的力量；第三個方案建議美國政府在不主動發動戰爭的情況下，即便冒爆發戰爭的危險，也要積極地削減中國的實力。第四個方案是，美國全然不顧引發戰爭的危險，竭力扭轉中國實力增長的趨勢。 8月18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就這個報告進行了討論，最後他們傾向於採用第三個方案作為對華政策的操作指針。這個政策指針是比較強硬的，因為它不否認使用武力遏制中國的崛起，儘管美國不主動使用武力。時值中國正在大張旗鼓地開展解放台灣的運動，如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重申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不達目的，決不休止。” 以美國在戰後敵視中國的一貫政策立場而言，美國的智囊團提出這樣的對華政策也並不奇怪。
（原載于《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作者盧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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