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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情況是，中國不具備用武力拿下台灣的軍事實力。周恩來在1954年8月27日接見朝鮮的南日外相時提到，“我們總的口號是：解放台灣。但是，這要有步驟地進行，因為中國海軍還未鍛鍊好，各方面的準備還需要時間。我們開展這個鬥爭，擺在美國面前有一個問題：全面的干涉抑或有限的干涉。我們估計，美國要干涉，但又不敢全面干涉。” 周恩來在9月1日召集陸定一等人開會修改《中共中央關於解放台灣宣傳方針的指示》時，針對《指示》中稱解放台灣是“長期的複雜的鬥爭”的説法，解釋道，説“鬥爭是長期的，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空軍，就要有時間去把它建設起來；説“鬥爭是複雜的，因為這個鬥爭有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這就是説，中國領導人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海軍還不能渡海作戰，再加上美國可能進行干涉的因素，所以各方面的準備還需要時間。因此，周恩來指出，“對內，解放台灣是我們的內政，要採取軍事鬥爭的方法；對外，“在美國尚未參加戰爭的時候，要採取外交鬥爭的方法”。
由此可見，中國選擇與美國進行面對面的談判的方式進行直接接觸，是出於中國希望成功地解決台灣問題的現實考慮。
眾所週知，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這個問題本應很快得到解決，但是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這個問題暫時被擱置起來。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想解決台灣問題。朝鮮戰爭結束以後，遠東局勢有了大的變化。朝鮮半島獲得了暫時的均勢和平，日內瓦會議上印度支那問題的和平解決，使得遠東地區的另一個熱點問題，即台灣問題凸現了出來。毛澤東的目光迅速轉移到台灣問題上。
當時的情勢是，台灣問題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1954年7月14日，英國首相邱吉爾在下院宣稱，要將“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8月3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開聲稱美國要用海空軍“保護台灣和澎湖列島”。 8月24日杜勒斯又宣佈“國民黨控制的附近島嶼是同台灣防務有關的”。 這時他已經把沿海島嶼也包括在美國的防務範圍之內了。這些言論不能不引起中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不僅如此，這一時期，“台灣地位未定”和“兩個中國”的論調也甚囂塵上。1955年2月10日，杜勒斯對國民黨“外交部長”葉公超和“駐美大使”顧維鈞説：“事實勝於雄辯。現已存在兩個中國，正如有兩個德國、兩個朝鮮和兩個越南一樣。” 杜勒斯進而稱：“我們承認中共政權存在是一個事實，正如我們承認在東德、北韓和北越共産主義政權存在的事實一樣，但是沒有外交上的承認。我們不承認它是合法政府……我們絕不在外交上承認它。”
針對這種情況，在1954年8月的一次有關部門的幹部會議上，周恩來闡述了毛澤東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思想。他指出：“解放台灣是中國的主權、內政問題，我們現在提出來是否適時？是適時的。”之所以適時是因為，“遠東有三個戰爭：朝鮮戰爭，印度支那戰爭，還有台灣戰爭。”“現在朝鮮戰爭停了，印度支那戰爭也停了，剩下來的就是美國加緊援助台灣進行騷擾性的戰爭。如果我們不提出解放台灣，保持不了祖國的完整版圖，我們就會犯錯誤，也對不起自己的祖先。” 基於這種想法，中國在1954年提出“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並採取軍事行動力圖擊破正在醞釀中的美臺共同防禦條約。
然而事實上，炮轟金門、馬祖的行動不但沒有摧毀美臺訂立防約的意圖，反而最終促成了美臺防約在1954年12月的簽訂。中國炮轟金、馬的軍事行動還引起了亞洲地區有關國家的恐懼，為美國製造中國好戰論提供了絕好的口實。在這種情況下，繼續使用軍事手段看來未必能奏效，因此，中國領導人展開了外交攻勢，呼籲涉及台灣問題的有關各方，主要指美國，用和平談判的方法協商解決台灣問題。周恩來在1955年的亞非會議上伸出的橄欖枝，使美國的決策層著實感到了辣手的滋味。 一方面，中國發出的願與美國直接談判的資訊，挫敗了美國聲稱中國好戰的險惡企圖，另一方面，中國的這一和解態度贏得了世界輿論的一致讚賞和支援， 使原先懷疑中國的亞洲國家對中國産生了好感，紛紛要求美國響應中國的呼籲，與中國坐下來談判一觸即發的台灣問題。 這就給美國增加了巨大的外部壓力。
不僅如此，在亞非會議以後，中國還積極主動地尋求亞歐多國的幫助，主要通過印度、印度尼西亞、緬甸、英國等國家進行斡旋活動，向美國傳遞中國願意與之談判的資訊，為促成中美會談作進一步的努力。此間，周恩來與緬甸總理吳努、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巴基斯坦總理阿裏等人會晤時均提到與美國進行談判的問題。他還接見印尼駐華臨時代辦維約維爾多約、印度駐聯合國大使梅農（V. K. Krishna Menon）、英國駐華臨時代辦杜維廉（Humphrey Trevelyan）等人，他除了對梅農和杜維廉表達中國與美國直接談判的意願，還向他們論述了中國關於中美談判的原則立場。
在積極的外交努力的同時，中國還利用公開場合表明中國對中美談判的誠意，向世界揭露美國對中美談判的曖昧態度。1955年5月13日，周恩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5次會議上特別指出：“現在，通過談判來和緩遠東特別是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日益成為關心世界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一致要求。但對於這一要求，美國至今仍然採取閃爍其辭、模棱兩可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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