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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兩國國內因素對其對外政策的影響1
除了前述的兩個外部因素的影響以外，從具體情況來看，中美兩國用非戰爭方式處理與對方的關係，主要出於雙方領導人對國內形勢需要的現實考慮。對於中國來講，這些考慮更多地是由於自身的需求所致，而對於美國來講，則更多地是受其國內因素的被動制約。
1、中國：積極主動的對外政策
從中國方面來講，從1953年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時期起，中國迫切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由於是基於自身的根本利益和經濟建設的需求，所以，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講，中國對和平的訴求是真誠無欺的。經濟建設的需求是中國想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根本出發點。在日內瓦會議上，中國的和解精神以及中國代表團在會內會外的奔走斡旋，是這一時期中國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典型例證。
同樣是基於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國的外交方針是爭取同一切國家和平共處。毛澤東在1954年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不同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這是蘇聯提出來的口號，也是我們的口號。” 這實際上是提出了這一時期中國外交活動的指導思想。從1953年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到亞非會議上中國代表團消除敵意增進團結的一系列活動，都體現了中國希望與世界各國和平相處的真誠願望。
從外交政策的具體實施而言，隨著經濟恢復任務的完成，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按照建國之初確立的三大外交原則的順序推進，中國的外交活動逐漸進入“打掃乾淨屋子”之後的“請客”階段。1954年10月18日周恩來在召集有關人士開會時説：“前幾年，我們説先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現在經過初步整理，房子已經基本打掃乾淨了，因此可以請一些客人來。” 這一段時間，周恩來利用日內瓦會議以後中英關係的改善，多次接見來自英國的各界人士，向他們表明中國希望與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所有願意和平的國家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
由此可見，由於國內形勢的需要，較建國之初而言，中國的政治指導思想和外交政策相對溫和，這是在日內瓦會議、亞非會議等國際舞臺上，中國靈活的外交姿態和這一時期中國外交空前活躍的內在根由。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積極的外交活動，使中國在亞洲地區乃至世界範圍內的聲望大大提高，一些國家的領導人甚至認為國際爭端的解決離不開中國。 所有這些都為中國用外交談判解決中美爭端，爭取到了一定的活動空間和輿論支援。
儘管基於國內形勢的需要，中國有改善與西方國家關係的願望，但是，由於美國政府仍然奉行敵視新中國的政策，中國不一定要與美國發生直接的關係。在一些人看來，爭取英國人不等於同時要對美國人做工作，而中國領導人卻沒有放棄對美國做工作的機會。日內瓦會議上的接觸就是明證。在沒有得到國內的指示之前，周恩來果斷決定不放過中美進行直接接觸的機會，先就雙方僑民遣返回國問題進行談判。 雖然雙方在日內瓦會議中只進行了四次會談，但是，其意義是深遠的。它打破了中美兩國自板門店談判以後互不接觸的禁區，使中美之間有了就某些爭端的解決進行面對面討論的方式，為後來中美大使級會談的舉行開闢了道路。
對中國來講，日內瓦會議上的中美接觸僅僅是一個開始，與美國接觸的最終目的是要解決台灣問題。因為美國在台灣海峽的軍事存在，解決台灣問題不可能繞過美國。解決台灣問題才是促使中國決定與美國進行直接接觸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毛澤東在1954年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説：“現在美國同我們關係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台灣問題，這個問題是個長時間的問題。我們要破壞美國跟台灣訂條約的可能，還要想一些辦法，並且要作宣傳。……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種適當的表示，比如在僑民問題上的接觸，目的就是迫使美國跟台灣不要訂條約。” 在這個講話中，毛澤東不僅指出中美關係中不可能回避台灣問題，而且告訴與會者，中國決定與美國在日內瓦會議期間進行直接接觸，是基於打破美臺訂立防禦條約企圖的考慮。周恩來決定與美國直接接觸是否出於這種考慮，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毛澤東批准周恩來在日內瓦作出的決定，是從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高度出發的，則從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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