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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朝鮮戰爭結束以後，情況則大不相同。雙方在戰場上較量的結果是幾乎打個平手，這使美國必須正視新中國的力量。儘管在面子上，他不甘承認失敗，但是事實是，他不得不對中國的一舉一動予以高度關注。在中國提出“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之後，美國就一直在注意中國的動向。當中國採取實際行動，于1954年9月3日炮轟金門之後，美國決策層更是加緊研究對策。國務卿杜勒斯事發當時並不在美國國內，他立即從馬尼拉開會的地點發電報給國務院，認為台灣海峽地區出現了危機。他因此縮短了在台灣的逗留時間，儘快趕回華盛頓研究對策。
9月9日，美國決策層對臺海局勢進行了討論。在討論中，決策層內部對於美國是否承諾保衛沿海島嶼存在分歧。其中持反對意見的人大都論及了與中國發生戰爭的無益性。國防部長威爾遜（Charles E. Wilson）認為“很難向美國人民和盟國解釋，為什麼美國不想在印度支那與共産黨中國打仗，卻要心甘情願地為了一些小島與共産黨中國打一場戰爭。”代理國務卿史密斯説得更明白，“美國在準備與中共打一場戰爭之前，應該想好怎樣來結束這場戰爭。” 就連杜勒斯在早些時候的討論中也認為，如果承諾保衛金、馬，戰爭的危險性就自然會增加，從而可能導致與中共發生軍事衝突。 可見，美國決策層中的一部分人此時已相當注意避免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可以説，在朝鮮戰爭以後，美國對中國的顧忌大為增加，他們不想因為任何原因再捲入一場與中國的戰爭之中。
從中國來講，朝鮮戰爭以前，中國領導人雖然對美國的軍事、經濟實力有清醒的認識，但是涉及到國家政權的鞏固問題，如果遭遇美國的挑戰則絕不妥協。
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初，中國領導人就意識到美國的干涉的可能性。但是，他們並沒有因為考慮到美國干涉的可能性就不打算出兵朝鮮。相反，毛澤東未雨綢繆，決定加強東北邊防。周恩來在1950年7月2日約見蘇聯駐華大使羅申時指出，考慮到種種可能的情況，為了防備萬一，中國政府準備在中朝邊境集中9個師的兵力，美國軍隊不過三八線則罷，一旦越過了三八線，中國人民解放軍便以志願軍的形式入朝協助人民軍抗擊美國軍隊。 8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重申了美國擴大戰爭的可能性。但是，他更明確地講，“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對朝不能不幫，必須幫。”在他和周恩來這一段時間裏與蘇聯大使、專家以及軍事顧問的談話中不止一次地説明，中國有決心成為北朝鮮的堅強後盾，解放軍不怕與美國軍隊作戰。 後來雖然經過一些波折，但是出兵朝鮮的決策還是確定了下來。
毛澤東作出這樣的決策主要是因為相信戰爭的正義性。他在1950年12月3日會見金日成的時候説：“戰士們是為祖國人民而戰，靠的是一股氣，一股革命的正氣。我看志願軍打敗美軍，靠的就是這股氣。美軍就不行，他們鋼多氣少。” 另外一個促使毛澤東作出出兵決策的重要因素是他一貫的大無畏氣概。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他分析美國的特點時仍舊帶著常人少有的藐視。“它（指美國）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另外卻有三個弱點，合起來是一長三短。……在戰鬥力上，美軍不如德、日的軍隊，……敵人是不可怕的，它的裝腔作勢和氣勢洶洶是嚇唬人的。” 毛澤東説上面這段話並不是沒有考慮到美國發動大規模的戰爭的可能性，事實上，他意識到美國“是什麼都可能幹出來的”。“無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打原子彈，長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長。”即便這樣，毛澤東仍然認為：“我們中國人民是打慣了仗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著你打，最後打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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