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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使級會談在世界外交談判史上創造了一個頗為獨特的紀錄。兩個互不承認的國家，出於各自的政策考慮，居然在歷時十餘年的時間裏進行了斷斷續續的僵持性談判。談判雖然沒有達成很多實質性的成果，但是其影響卻遠遠超出了談判本身。也就是説，談判的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其實際意義。這樣一個談判是如何啟動的？在冷戰白熱化的年代裏，嚴重敵對的中美兩國為什麼會採用這樣的方式進行接觸？會談為什麼會長期僵持？本文擬通過對已刊佈的檔案資料的梳理，勾勒出中美啟動大使級會談的背景，對這些問題作一淺顯的探討。
一、朝鮮戰爭的積極影響：中美不能再戰眾所週知，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前奏是經英國從中斡旋，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中美雙方通過直接接觸的方式，就各自僑民回國問題舉行的一系列談判。但是要真正理解中美這樣兩個當時嚴重敵對的國家坐下來談判的緣由，還要從朝鮮戰爭結束後的國際局勢説起。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中美兩國能夠在談判桌前坐下來的原因主要是朝鮮戰爭結束後，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雙方重新審視對方，特別是美國認真審視中國的結果。這些變化為中美雙方直接接觸，舉行談判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就國際局勢而言, 1953年年中，朝鮮戰爭的結束，使遠東的一個牽涉東西方多國利益的熱點問題暫時降溫，也使分別以美蘇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緊張對峙有可能向相對緩和的方向發展。年內史達林的逝世，以及赫魯曉夫繼任後採取的對外政策，在客觀上促進了東西方關係的緩和。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召開以及會議對印度支那問題的和平解決，使國際形勢切實有了緩和。這些都為中美兩國，特別是中國調整對外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此外，隨著國際局勢，特別是遠東局勢出現相對緩和的趨勢，在這一時期，處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夾縫之間的所謂“第三種勢力”的國家的外交活動也空前活躍。由於亞太國家對朝鮮戰爭心有餘悸，所以他們極力敦促國際社會為實現真正的持久的和平而努力。這些亞太國家在國際社會的活動及其在中美之間的斡旋活動，為中美舉行直接談判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條件。從中美雙方對對方的認識來講，朝鮮戰爭的前後明顯不同。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政策領域裏，朝鮮戰爭前後沒有明顯的變化。出現較大變化的是雙方對對方實力的認識。
就美國而言，朝鮮戰爭前，美國憑藉它在二戰中形成的巨大實力，在國際事務中顯示出咄咄逼人的態勢。儘管他對蘇聯有所顧忌，但是它已經改變了戰時與蘇聯合作的政策，轉而用實力遏制蘇聯。 因此，在朝鮮半島的爭奪中，一旦它不能與蘇聯達成妥協，就必然要以武力實現他的目標。美國在朝鮮動用武力，尤其擔心的是蘇聯的介入，同時美國決策者也確實考慮過中國參戰的可能性。因此，他們拒絕了台灣當局要求參戰的請求，旨在防止自己重新陷入捲土重來的中國內戰。但是，美國決策者並沒有真正重視中國的意圖和動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越過“三八線”的問題。對於中國説“美國越過三八線，中國就一定要管”的警告，他們先是不重視，後來在周恩來通過印度大使再次轉達警告時，他們只是把它視為“恫嚇”而不加以認真的考慮。 總之，美國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十分放在眼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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