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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戰爭始末：
1913年10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開的一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國政府的代表、英國政府代表及英印政府人員和中國"西藏地方"的代表，主要討論中國和（英屬）印度的邊界問題。由於（袁世凱）北京政府忙於征討南方的革命力量(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和各方意見分歧，根本談不成什麼協議。其實，協議只不過是英國將攫取到手的權益合法化的形式而已，何況英國侵略我國西藏地方的野心根本就不受什麼協議的束縛。在1914年的3月24日，(英)印度殖民政府外務大臣享利·麥克馬洪(英國政府代表)竟背著當時與會的中國政府代表，私自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換文的方式炮製了所謂的"中印邊界線"，即"麥克馬洪線"，這條分界線與此前國際上習慣認定並在各種官方(包括英國)出版物和地圖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線不同，它大大向西藏縱深推進，把原本在西藏境內資源最豐富的九萬多平方公里劃進了大英帝國的印度殖民地，將中國西藏地方歷來有效行使統治權的地方向北壓縮了一百多公里。
正是由於這種將國家領土的私相授受，歷屆中國政府都不承認這條線的合法性。而英國人在西姆拉會議之後二十年時間，出於擔心合法性不足，一直沒敢公開宣佈這個"條約"，也沒有在英國出版的地圖上改變中印邊界的傳統劃法。 2004年，隨著中俄關於東段邊界補充協議的簽署，中國長達21000公里的陸地邊界，已有近20000公里得到確定。目前，中國與越南、俄羅斯、中亞國家的勘界工作正在進行之中，剛剛達成的中俄東段邊界補充協議也即將開始實施。從1954年中緬邊界談判算起，在歷時半個世紀之後，中國的輪廓終於漸漸清晰起來。
“別説是砂子，就是金子也讓挖！”1949年，中國新生政權在環顧周邊時，突然發現這個古老國家的邊界，居然包括了三種相互交織的“邊界線”：既有不平等條約規定的邊界，也有多年形成的傳統習慣線，還有當時中國的實際控制線。可以這樣説，基本上沒有任何一段邊界是已經確定的。
同歷朝歷代不同，這個新生政權並沒有“布國威于四海”，而是把建立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放在了第一位，儘管當時許多國家對它半信半疑，甚至懷有敵意。
於是，對於最容易引發爭議的邊界問題，周恩來總理表示：“如果因為邊界問題使我們同鄰國的關係緊張起來，還不如不提出、不解決為好，以等待時機的成熟。”
在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戰略之下，在“團結一切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的口號聲中，邊界問題被擱置下來。
即使是中國在朝鮮戰爭中應用“現實主義”的邏輯成為“大國”後，周恩來還是對金日成説：“我們的國界很難劃分，我們對你們實行門戶開放。”當一些朝鮮人在鴨綠江中拉砂子時，周總理也只是表示：“別説是砂子，就是金子也得讓拉。”
然而，1950年代發生的一些事情讓中國領導人覺得無法回避邊界問題了。如1954年，印度公開以中國歷屆政府都未承認的“麥克馬洪線”劃為中印邊界。當然，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此時中國被西方歪曲的形象因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獲得了極大改善。
邊界問題從此進入外交日程。1960年的《中緬邊界條約》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鄰國締結的第一份邊界條約。中國在邊界劃分問題上並沒有錙銖必較，以此換來了中緬邊境良好的戰略環境以及其他國家對中國這個“大朋友”的疑慮的初步消解。
1960年代，以中緬邊界協議為範本，中尼(泊爾)、中巴(基斯坦)、中蒙、中阿(富汗)等邊界協議也相繼順利簽訂，92公里的中阿邊界談判過程甚至不到10個小時。中朝邊界也在這一時期劃定。
這一輪劃界高潮之後，就只剩中蘇、中印、中不(丹)和中越邊界留待劃定了。然而，這一留就是40年。
邊界衝突30年
1960年以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亞非拉團結的共同願望相當程度上保證了邊境的穩定，而此後意識形態的分歧以及迅速上升的國家利益，讓邊界局勢緊張了起來。
從1959年8月中印邊境“朗久事件”到1989年中越“赤瓜礁”衝突，中國與印度、蘇聯、越南之間，軍事衝突穿插著邊界談判，在打打談談中持續了30年。
中印邊界1700公里，核心問題就是“麥克馬洪線”。事實上，這條線在建國之初並沒有阻礙中印兩國發展友好關係，中印兩國甚至還聯手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源於印度1950年趁朝鮮戰爭之機軍事佔領了“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單方面改變邊界現狀。此後，印度的“前進政策”引發了“朗久”和“空喀山”等一系列邊境事件，戰爭也終於未能倖免。硝煙散盡，在中國撤軍多年之後，隨著印度軍隊的重新進駐，中印邊界就此維持下來。
中印關係的惡化在中國邊界問題上至少牽連出了另外兩個後果，一是中巴(基斯坦)邊界問題順利解決，二是中不(丹)邊界劃定無限期拖延。
在中蘇關係的蜜月期，“同志加兄弟”的友誼使邊界問題顯得微不足道。然而，當原則性的紛爭蔓延到國家關係層面時，邊界首當其衝為表達不滿提供了新的渠道。1960年夏中蘇之間發生了第一次邊境事件，在新疆境內的“博孜艾格爾山口”，蘇聯邊防軍以越界放牧為由襲擊了中國牧民。僅1960年當年，類似事件就發生了上千起。
當年，中國外交部成立了“中蘇邊界問題辦公室”，著手準備與蘇聯的邊界談判。周恩來為中方確定的談判口徑是：不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但“為照顧現實情況，同意以條約為基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然而，1964年啟動的第一輪邊界談判，6個月的成果只是在專家層面上雙方承認邊界存在“爭議地區”。這點微薄成果沒能促進緩和，最終導致了1969年兩個核大國在珍寶島兵戎相向。
珍寶島事件6個月之後，周恩來總理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舉行了著名的“機場會見”，才使兩個核大國之間幾乎“一觸即發”的氣氛緩和了下來，中蘇邊界談判也因此得以重開。不過此後的九年談判，僅僅是提供了一個溝通的渠道，邊界對峙卻日趨嚴峻。
越南與中國的邊界衝突，從1979年到1988年持續了9年多。然而，這條邊界也濃縮了中國人十分複雜的感情，從同仇敵愾“援越抗美”到被迫“自衛反擊”，歷史也同中國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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