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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名中國的資深外交官到聯合國的高級公務員，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自今年7月1日上任以來，正經歷著角色的轉變，將扮演更寬泛的角色。這位從事外交工作長達37年之久的副秘書長面臨著一個艱巨的任務：他需要儘快熟悉聯合國的文化和內部運作。但至今為止，他坦率、直接的風格頗受他所在的聯合國經社事務部同仁的好評。最近，沙祖康在紐約家中接受了《北京週報》的專訪，就氣候變化、聯合國改革、角色轉變及中國國防透明度問題發表了看法。採訪摘錄如下：
《北京週報》：作為聯合國負責經社事務的副秘書長，您的職責範圍涉及諸多熱點問題，如氣候變化，減少貧困、可持續發展、婦女及社會政策等。哪項是您最優先考慮的問題？
沙祖康：這真的很難定義。我們都知道，聯合國有192個成員國，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同的國家有其不同的側重點。我的前任告訴我，我現在所負責的部門每年需撰寫260份報告。260份報告就意味著260項不同的議題，而每項議題對一些國家而言都是最急需解決的。所以真的很難講哪項才是我最優先考慮的問題。但是其中確實有些問題涉及到更多的國家或更廣的國際社會，因此也就相對更急待解決。
對我個人而言，目前最優先要考慮的是氣候變化問題。這是一個對我們的生活及下一代有著方方面面影響的重大問題。氣候變化問題是個需要及時解決的大問題，我想這幾乎也是全球的共識。既然氣候變化問題涉及到經濟、社會及可持續發展問題，這當然是我的重中之重。
《北京週報》：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就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提出了四個關鍵點：減排， 適應，籌資及技術。您認為技術在改善氣候變化問題方面起著什麼作用？
沙祖康：目前已有可用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技術，當然有些技術還有待提高。但現在的問題不是是否有可用的技術，而是可以為誰所用。只有那些有經濟實力的才能用得起這些技術。廣而言之，這也就意味著這些技術只能為發達國家所用。對那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欠發達國家而言，他們無法擔負得起、或者無法完全擔負得起這些技術的使用費，而這些國家又往往是氣候變化的最大受害者。
談到技術問題，資金是一大障礙。技術轉讓是真正的問題，因為它牽涉到所謂的智慧財産權。工業化國家，暨那些掌握著各種技術，其中也包括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所需技術的國家，一直強調對智慧財産權的保護。因為若非如此的話，他們就失去了開發新技術的動力。但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他們的主要顧慮是能否擔負得起技術的使用費。如果費用問題得不到解決，不管現在有何技術，其應用都將是有限的。
同時，資金問題還涉及到其他許多方面。不僅是技術轉讓，減排及適應現在的氣候變化狀況也都需要資金。
《北京週報》：您對今年年底即將在巴厘召開的氣候變化會議有何期待？是否期望屆時會簽訂一個類似《京都議定書》的協議？
沙祖康：首先，我們應該遵循並貫徹實施現有的氣候變化公約及《京都議定書》。其次，那些還未加入《京都議定書》的國家應該及早加入，並應該貫徹實施其義務。一旦這些目標都達到，國際社會才應該商討新的協議。
至於巴厘會議，首先我認為國際社會應該達成共識，即他們應該先就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法達成共識。
氣候變化由工業發展、或者説是工業化所導致。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氣候變化主要是由發達國家的“發展”引起的。所以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應該是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進行。只有通過發展才能減排、適應並解決氣候變化現狀。
其次，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既要遵循共同義務的原則，又要區分不同的責任和能力。經過激烈的討論，各界已經對此一致認可。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界定共同義務的範圍、如何區分各自需要承擔的責任。國與國是不同的，對導致氣候變化的影響不同，所具備的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能力也不同。因此各國無法承擔相同的責任。基於這點，各國普遍認為發達國家應該起帶頭作用。但這並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就可以袖手旁觀。發展中國家也有義務為此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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