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上的突破,使這次全會推動我國現代化建設偉大歷程進入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階段。此後,改革重點開始從農村轉向城市,國家對經濟的計劃管理許可權逐步下放,縮小了指令性計劃,擴大了指導性計劃,國家宏觀調控的範圍和方式得到調整和改進,經濟建設呈現出全新的局面。 第一家合資企業誕生、第一個股份制公司成立、第一批股票發行、第一個企業家群體出現……上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領域中一個個新鮮事物,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對此海外人士評論稱:改革為社會主義中國找到了一條迥別於蘇聯的新路,中國經濟“活”起來了。 就在全面啟動改革的同時,我國也在不斷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隨著1980年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的成立,開放的氣息席捲神州大地。敏銳的西方媒體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在1984年五一節前夕美國《時代》雜誌上,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成為這一期的封面人物。畫面上,這個穿著軍大衣的年輕人手拿可口可樂,面露微笑,對新世界和新生活充滿期待。 而就在此後不久,中央作出了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決定。1984年5月4日,中央正式決定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擴大城市許可權和給予外商投資者若干優惠政策,改革現行的某些管理制度,增強城市及企業對外經濟活動的活力。 經濟學家認為,對外開放既是經濟改革的重要推動力量,同時也是經濟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從引入國外資源到引入市場經濟制度的轉變,不僅形成了我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方位開放格局,而且為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造就了不可逆的歷史趨勢。而更為深遠的意義是,中國開始以更加自信和開放的姿態,迎來了平穩快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