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視察深度貧困地區鄉村教師隊伍建設

“扶貧先扶智，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貧開發的重要任務，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渠道。”在《擺脫貧困》一書中，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論述扶智在扶貧中的重要作用。

扶智，關乎扶貧，更關乎教育本身。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大計，教師為本。讓貧困地區，尤其是深度貧困地區的孩子們能夠獲得相對公平、較有品質的教育，一支穩定、有水準的教師隊伍必不可少。

自去年以來，國家針對加強貧困地區教師隊伍建設頻頻發力：2018年1月出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專門面向教師隊伍建設的里程碑式的政策文件《關於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2018年8月，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組織召開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暨鄉村教師和“三州三區”教師隊伍建設工作會議，部署推進“鄉村”和“三州三區”教師隊伍建設攻堅。今年4月，教育部組織召開縣市教育局長座談會，聽取研究制定新時代鄉村教師隊伍建設文件的意見建議，《教育部關於加強鄉村教師隊伍建設的情況彙報》初稿已經出爐。

高位引領之下，深度貧困地區鄉村教師隊伍建設取得了哪些新進展？“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九字困局是否已破題？為了掌握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總結好的做法和有益經驗，如實了解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全國政協將“深度貧困地區鄉村教師隊伍建設”作為全年僅有的兩次常委視察的主題之一，由全國政協副主席邵鴻帶隊，于6月10至15日，深入甘肅省的蘭州、臨夏、甘南、隴南等地，實地視察了不同類型的學校、教學點、培訓中心等12個，並召開多場座談會，力圖為深度貧困地區的鄉村教師隊伍建設貢獻厚實的政協力量。

編制“四連問”

從蘭州到臨夏，從甘南到隴南，視察團的常委和委員們聽到的各種情況反饋中，有關編制調整的呼聲最強烈。

全國政協委員、甘肅省副省長張世珍介紹説，目前甘肅省幼兒園教師缺口近4萬人，小規模學校和教學點師資短缺問題也十分突出。“建議國家調整鄉村小規模學校和教學點編制核定辦法，按照班師比核定編制，同時增加幼兒園教師編制。”

夏河縣目前有19所寄宿制學校，在校學生7598人，但學校卻沒有後勤管理人員專項附加編制，導致教師不僅要承擔教學任務，還要擔任或兼任後勤管理崗位。這一問題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也十分突出，甘肅省在核定中小學教職工編制時將“每50名寄宿生增加1名生活管理員編制”的規定改為“鄉村寄宿制學校每校核增1名編制”，導致本應配備1608名生活老師的171所寄宿制學校只能讓生活老師“一個頂十個”。

隴南市用數據説話：中小學在崗無編教師高達3535名，這個數字還不包括2015-2017年已經招考在崗的1626名特崗教師，這些特崗教師在三年服務期滿後也將面臨無編制的現狀。而目前全市的學前教育教師、職業學校教師均沒有自己的編制，全部是佔用中小學教師編制，這兩部分的總人數為10187人。

作為原來分管教育的副省長，視察團成員、全國政協常委、甘肅省政協副主席郝遠一路都在認真收集數據，思考解決方案。“原來做省長的時候下去調研，沒有人反映過這麼具體的問題，這次跟全國政協一起，還真是了解了很多真實情況。目前看來，編制問題比預想中的更嚴重。”而6月13日在西北師範大學召開的一場座談會上，郝遠徹底“爆發”了。

那原本是一場有關教師培養工作的座談會。在反饋西北師範大學在支教臨夏東鄉族自治縣過程中對當地教育教學品質提高起到的巨大作用時，東鄉縣教育局局長林世忠順便介紹了東鄉縣的教師配置情況，其中，“全縣3776名教師，3218個正式的（含特崗教師），374個臨聘，今年預計在崗教師4200人，省裏新核定的編制是2430個”等數據引起了視察團的注意。

“既然新核編數是4200人，為什麼不按這個數字核編？如果不承認這個編制數，為什麼不按現有的3776名教師入編？本身編制數就不夠，為什麼今年還減了500多個編制？為什麼是2430個編制，是依據什麼設定的？建議省裏的編制部門先把這幾個問題回答了。現在不是簡單的增加編制的問題，現有編制本身就大有文章可做！”對於核定編制的標準，郝遠拋出了“四連問”。

其實，目前，教師管理體制機制尚未完全理順，其中，編制配備機制就是個大問題。中小學教師總量超編與區域結構性缺編並存，許多地方在執行國家關於“財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的要求過程中，機械執行“一刀切”，沒有按照國家規定核增中小學所需教職工編制，編制配備不能完全滿足教育教學需要。

“總的看，目前鄉村教師無論在數量還是品質上，距實現較高品質的‘義務教育有保障’還有很大的差距，當然也有少數農村學校受到生源流失的影響，出現了教師有所富餘的現象。這就需要我們發揮省裏統籌編制的作用，科學定編、動態調整，切實解決區域性、結構性編制不夠的問題。”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長朱之文表示。

“我覺得應該探索新渠道。一方面建立優質教師進入渠道，比如特崗教師能順利拿到編制，不斷補充到教師隊伍中；另一方面，要研究探索教師退出問題，推動形成優勝劣汰的機制，把崗位留給合格教師。”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甘肅省主委、讀者出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趙金雲建議。

“對於大家反映較多的幼兒園教師和生活管理人員的編制問題，我們也要在視察報告中向中央提出相關建議。”全國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原駐會副主任淩振國説。

不能因為愛所以“礙”

6月14日下午，視察團來到隴南市武都區石門鎮上白楊教學點。

小小的一排房子，六個班的孩子正在上課。從幼兒園的小班到小學三年級，六個班級覆蓋了六個學段。

“每個班都配備了一個老師，負責所在班級所有課程的教授，我們也只有這6個老師。因為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所以平時連病都不敢生。幼兒園的老師更是如此，去廁所之前要千叮嚀萬囑咐孩子不要亂動和打鬧，然後跑著去跑著回。”

教學點的負責人楊新紅告訴記者，教學點的孩子們多來自附近村莊，因為父母要忙農活，所以幼兒園的孩子們基本都在教學點吃午飯、午睡。沒有專門的廚師，老師們就自己支起爐灶輪流給孩子們做飯。“利用戶外活動的時間，因為孩子們都在操場上，就可以抽出來一個老師去做飯。”沒有午睡的床舖，老師們就在自己辦公的房間裏支起了幾張單人床。“孩子們橫著睡，一張床上可以睡3個孩子。”

今年45歲的楊新紅已經在這個教學點工作了28年。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隴南受災嚴重，教學點的所有老師都走了，楊新紅沒有離開，一個人承擔小學三個年級的所有教學任務，一堅持就是三年。2011年，楊新紅的家搬到了武都區裏，她依然沒有離開，八年來和丈夫兩地分居，只每個週末回家幫家裏洗洗衣服做做飯。如今，楊新紅的兒媳臨盆在即，兒子跟她商量讓她離職回家幫著照顧孩子，她仍舊沒有離開。

“有時候也覺得虧欠家裏人太多，但真的是捨不得走，離不開這些孩子們。他們中很多都是我以前學生的孩子，我已經習慣了看著他們一茬一茬長大。”楊新紅眼圈泛紅，“過幾年再説吧，什麼時候幹不動了，再説離開的事。”

很難想像，如此傾情投入的楊新紅在2014年以前的20多年裏，每個月的工資只有50元錢。“現在好多了，每個月有4000多元，因為通過了正式教師的資格考試。”當被問到現在有什麼困難和需求時，這位為鄉村教育奉獻了大半輩子的堅毅女人笑容真誠。“沒有，很知足！”

在深度貧困地區的鄉村教師隊伍裏，像楊新紅這樣用愛堅守的教師不在少數。但很顯然，讓教師靠情懷和奉獻精神紮根農村，不可持續更有失公平。

“從2007年起，財政部在6所教育部部屬師範學校實行了定向師範生免費教育，落實免除學費、免繳住宿費以及補助生活費等政策，讓這一部分學生能夠‘下得去’，在鄉村教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巡視員劉建同介紹説。

“解決定向免費師範生的培養問題是從源頭上解決‘下得去’問題的重要途徑，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考慮有效期限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駐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紀檢組原組長常信民表示。

郝遠曾經插過隊（上山下鄉），對此，他深有感觸。“為什麼插隊到後來變得極其踴躍？因為承諾三年就能招工，是‘有期徒刑’，大家覺得有盼頭，要是説下去就回不來了，那可能很多人都不會去。”

“同理。對於定向免費師範生也不應該終身制，比如規定做了免費師範生就要到農村工作6年。這樣的話22歲畢業，服務期滿時28歲，還沒到成家立業的時候，回城後一切來得及。但同時，一定要鼓勵長期紮根。”朱之文所説的鼓勵，就是用制度保障，而不是用愛堅守。“目前，甘肅省鄉村教師的待遇水準基本能達到或高於當地公務員的收入水準，這很不容易，但對於能紮根的教師，要有專門的獎勵制度，待遇上要有所提高、有所體現，而且要根據年限，梯度性增加收入和保障，越往後提高得越多。”

除了工資和補貼，其他方面的保障和關懷也十分重要。

視察團在甘南州視察時了解到，大部分農牧區鄉鎮寄宿制學校的教師在學校宿舍生活，兩三個人同住一間，環境十分簡陋。雖然從2011年開始，甘肅省設立了鄉村教師週轉房建設項目，但還是不能滿足教師的住宿需求。此外，由於甘南高寒缺氧、氣候惡劣，大部分老師患有各種職業病和高原病，40多歲就無法承擔教學任務，但卻只能帶病堅持工作，等待按照國家規定的年齡退休。

“要探索具體支撐政策，來解決教師的具體困難，在物質激勵的同時，還要加強精神層面的關懷，努力為教師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與同行更多的交流機會。還要特別關注鄉村青年教師的成長，關心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四川省副主委、四川國弘現代教育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蘇華表示。

告別“白雲深處有學校”時代

臨夏州東鄉縣第七中學。覆蓋中小學9個年級，共有11個班級，277名在校學生，其中小學6個班共178人，初中5個班共99人。

6月11日下午，視察團來到這裡。

“在校的學生不是很多哈，初中每個班還不到20個人。”全國政協常委、民族文化宮文化總監、民族畫院院長王林旭説道。

“這已經算是東鄉縣條件較好，學生很多的學校了，因為是在平原地帶。”當時剛剛到任29天的東鄉縣縣委書記馬秀蘭告訴視察團，東鄉縣70%的人口都是居住在山上的，住得很分散，有的山頭只有三戶人家，七八戶的多的是。

“這也是我們最頭疼的地方，因為山和山之間你看著是挨著，但要翻山出來，路途很遠。學校應該怎麼佈局？難道在每個山頭都建一所學校？這樣的話成本太高了，老師也成問題，一個學校一個老師，沒人説話沒人交流，沒有教研活動，讓你去，你去嗎？如果不每個山頭都建，讓孩子們每天長途跋涉嗎？”

馬秀蘭的糾結也是朱之文一路走來考慮的問題。“城鎮化的趨勢註定讓人口向城鎮聚集，農村的人口會越來越少，但根據數據，農村生源的下降率要高於人口的城鎮化率，這説明百姓們對鄉村教育的品質不滿意，刻意到城鎮選擇學校，導致城市出現大班額現象。我們現在需要考慮的問題是：應不應該加大投入建農村學校？農村的學校到底應該怎麼建？是集中建大學校還是多建小規模學校？”

其實，東鄉縣的教育困惑不是個例。在甘肅很多鄉村，由於人口的外遷，生源急劇減少，隴南禮縣寬川鎮的楊家山村學校，甚至是17個老師在教15個學生，上文提到的上白楊教學點，也從僅小學段就有90多人的規模不斷縮小，不得已而開辦了幼兒園服務。

“當前，各地均出臺了大量支援鄉村教師隊伍建設的政策舉措，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但能否達到政策的目的和初衷，還需要進行科學系統的評估。應統籌近期發展任務和中長期發展目標，定期評估和分析各類政策的執行效果，及時修正不足。比如小規模教學點的問題，這些教學點只能解決有沒有的問題，不能解決教得好的問題。要算大賬、長遠賬，集中財力辦大事，合理調整學校佈局。”全國政協委員、民盟北京市副主委、北京市農林科學院院長李成貴表示。

他建議修建更多寄宿制學校，集中教學，解決教學點品質不高的問題。這一觀點得到了很多常委和委員的認同。

“應堅持‘四個集中’，實現寄宿制學校全覆蓋。”郝遠建議學校建設本著一村一幼、一鄉一校、一縣一高的原則，高中向城市集中，初中向城鎮集中，小學向鄉鎮集中，教學點向行政村集中，重點突破寄宿制學校，實現每個鄉鎮都有寄宿制學校。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第十二中學校長李有毅從另一個角度解讀了建寄宿制學校的必要性。“給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提供寄宿制學校，不僅降低了投資成本，而且可以讓孩子們走出來，看到外面的世界。把孩子集中起來因材施教，也會進一步提高教育品質。”

關於住宿管理人員的配備，李有毅提供了“臨洮經驗”。“給家長一些費用，讓他們當宿管員、保潔，實行競爭上崗，輪流上崗，並組織家長組成監督委員會，監督學校的制度，家長們很樂於參與。”

除了通過建寄宿制學校集中學生，甘肅省還探索了集中教師的走教制度，解決低年級學生上學遠、上學難的問題。

在天水市秦安縣，鄉鎮中心小學與村小和教學點的教師建立了互動聯合體，實行教師走教、校點一體化管理，通過“統一食宿、統一接送、統一排課、統一調配、統一走教、統一研修”的“六統一”運作模式，由過去學生“走讀”變為教師“走讀”，實現了“學生不動教師動”。

“這種交流輪崗跟學區走教的制度，有效盤活了優秀教師資源，使教師從‘學校人’變為‘區域人’，在一定‘區域內’共用優質師資，最大程度地發揮了優秀鄉村教師的的作用，很值得推廣。”王林旭表示。

讓優秀的人教出更優秀的人

“有沒有人在和你閒聊的時候向你傳達過這樣的資訊：誰誰家的孩子成績不好，只能考個師範院校了。我相信肯定有，因為現在的社會共識就是這樣的，教師的社會地位低，不能吸引優秀的人去學師範。但如果師範院校的生源品質不夠高，又如何培養出好的教師？將來如何教出好的學生？”身為西北師範大學校長，全國政協委員、民盟甘肅省副主委劉仲奎對此很無奈。

一所高品質的師範學校，尤其是面向西部地區的師範學校能給貧困地區、鄉村教育帶來的益處遠比想像中還要大。

以西北師範大學為例，在蘭州辦學80年以來，為甘肅乃至西部地區培養了10萬餘名優秀教師和中小學校長，2500余名教育碩士，全國第一個藏族教育學博士、全國第一個裕固族博士，都畢業於此，真正實現了畢業生“靠得住、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近五年來，學校畢業師範生11493名，其中在縣級及以下中小學就業人數1822人，佔畢業師範生人數15.85%。目前，甘肅省86個縣市區的示範中學中60%以上的骨幹教師、80%以上的特級教師都畢業于西北師大。在西北五省區和西藏的每個地區，甚至在最高寒、最邊遠、最貧困的地方，都有西北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在辛勤工作、默默奉獻。

“建議國家能夠從政策和資金上加大支援力度，在西部多建幾所高水準師範大學，並實施‘公費師範生’政策，切實增強西部師範院校的吸引力，從源頭上提升師範生生源品質和培養品質，為建設高素質專業化的教師隊伍提供堅實保障。”劉仲奎説。

“源頭培養對於解決‘教得好’問題確實相當重要。應加強師範學校、學院以及師範學科專業建設，包括教育學、心理學等等，改革師範類的招生制度，加強師範人才培養的方案制定。”朱之文表示。

除了生源問題，建立教師入職之後的培訓制度也是視察期間各類型學校老師的共同呼聲。

視察團成員、全國政協委員、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第一中學副校長賀穎春就有切身體會。“現在很多偏遠鄉村學校的老師根本接受不到培訓，更不要説定期培訓，又沒有對外交流的機會，導致知識固化、思想落後。即使是能接受到培訓的，培訓內容也過廣過宏觀，側重點和針對性都不強。”

“確實應該建立教師的培訓制度，每五年強制性培訓一個學期，短訓累計也可以，只要保證教師可持續的培訓就可以。”郝遠説。

關於培訓內容和面向人群的設置，朱之文建議應把精細化作為基本原則，分門別類進行。“首先是非師範畢業生的培訓，必須補上當老師所必須的基本知識、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和課程，同時必需要有實踐鍛鍊的經歷。對於在職教師的培訓，要以完善教研體系為前提，國家、省、市、縣、鄉五級體系各應該承擔什麼責任要分清楚，要知道一線現在存在什麼問題，應該怎麼培訓，由誰來培訓。”

朱之文還著重強調了校長培訓的重要性。“該如何遴選、培養？急用現找、臨時抱佛腳肯定是不行的。”

不僅提出意見建議，朱之文、劉仲奎、李有毅還現場為相關學校牽線搭橋，協助當地鄉村教師開展教師培訓服務。

參加培訓需要“送出去”，如果一些地方因為條件限制實現不了，還可以考慮“引進來”。

2008年7月，西北師範大學首批師範生赴新疆阿克蘇地區開展支教工作，10餘年來，持續不斷選派22批、共4339名優秀師範生接力“支教馬拉松”。如今，這種支教方式也開始在西部地區推廣。新血液、新思想的匯入對當地學校、學科的帶動力量巨大，往往是一個人激活了一個地區的教育發展。

還有資訊化教育的助推。“資訊化來得快，非常有用。可以把一些投資放在資訊化的設備上，把好學校老師的教學過程拿過來。我們學校就和北京四中合作，也和湖北恩施的學校通過資訊化對口幫扶，老師提問題，學生提問題，我們遠端解決問題，效果很好，建議大力推廣研究。”李有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