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陞二級教師
回民工作委員會很快在西北中學的基礎上成立了回民學院，楊富魁當了總務處幹部，主管整個回民學院的基建工作。雖然脫離教學，但他晉陞二級教師，每個月拿76塊錢的工資。
最讓楊富魁驕傲的是，他主持建了回民學院的一棟教學樓。“那可是整個牛街第一棟小樓，很惹眼呢。”每天上課，瑯瑯的讀書聲傳到整個牛街。
這個時候，楊立也在回民學院附屬小學讀書。
1959年後，整個國家都處於困難時期。
讓楊富魁深感驕傲的是，家裏的四個孩子，雖然生活有些困難，但都熱愛學習，成績優異。
“就拿我來説吧，學習成績特別好，還在班裏擔任幹部，初中升高中還是保送的呢。”想起讀書時光，楊立的臉上洋溢著笑意。
楊立記得，父親在學校基建工作上大展手腳，幾年時間就牽頭負責修建了回民學院好幾棟教學樓。
“那時候很忙，每天很晚回家，就在飯桌上跟家人講講學校的情況。”楊富魁指著不遠處伊斯蘭經學院的綠色屋頂説，那就是他牽頭修建的房子，直到現在都是宣武區的一個地標建築。
時光滑到楊立的高三，他面臨一個重要抉擇——考大學還是工作。作為家庭的長子，他最終放棄大學夢，決定工作。
“要麼參軍或進工廠，要麼當老師。”楊立説。
兒子的教學成就
楊立跟父親説出自己想當老師時，是在一頓晚飯的桌上。楊富魁聽完，不假思索地點點頭，連説“挺好，挺好”。
事隔兩年，楊立才體會到當時父親對自己的支援和子承父業的驕傲，其實是藏在這種淡然的表情裏。因為楊立的大妹也要工作，説想當電影演員。楊富魁想了幾分鐘，大手一揮微微皺眉“不行啊，這是不務正業”，一句話，讓楊立的大妹改了志願，進了工廠。
1963年9月，楊立和其他19名同學被挑選為教師，歷經半個月的培訓後，被分配在宣武區各個小學。與此同時，13名僅有初中文化水準的老師離開學校，轉業或者參加培訓，以達到中師水準。
正式上崗前，楊富魁幫兒子分析了小學各個年級的狀態，建議他挑一個中年級的班開始教課，比如三四年級。楊立果然在挑班級時説出三四年級，他也被如願分配到宣武區中恒街小學四年級，教語文課。
課本上開始有了毛澤東詩詞，學校開始號召學生們向劉文學、雷鋒等英雄人物學習。楊立記得那次少先隊觀摩會，就在他的班上舉行，有區裏不少的教育領導參觀。黑板立在前排，上面有醒目的大字“紀念劉文學”，旁邊還有他的頭像和事跡。
幾年下來，楊立從模倣老教師講課，已經學會自己摸索教學。“我教的班成了紅領巾班，特別有成就感。”楊立説。
此時，他的工資是每個月37塊錢，全部交給母親補貼家用。
學校大發展
“文革”期間，教學工作曾經停滯了兩年。
復課後，楊立重新回到講臺。雖然工資沒變，父親也還在湖北農村下放，但楊立還是重新燃起了對工作的熱情。
“我發現自己的教學激情一點也沒退減，因為一直相信教育本身的力量，也堅信國家一定會再重視教育。”
1971年，楊立結婚了。第二年女兒出生，他們搬到輸入衚同的一所平房裏。
撥亂反正後，楊富魁從湖北回到北京，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
國家給楊富魁分了一套樓房。他閒暇時，還是喜歡到學校轉轉，也曾跟經學院的同事們一起出國，到西亞參加朝拜。“我們都趕上了好時候”。
因為此時，教師又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社會上又開始敬重老師。
楊立的工資一下子漲到四十多，沒過一年又漲到六十多。“有天聽説工資可能漲到一百塊，真不敢相信。”
後來不但工資漲到一百，學校的教學設施也飛速進步。
第一台電腦進學校時，楊立覺得很新奇。“我還記得，那是幾臺蘋果電腦。老師們都圍著看，高興得很。我回到家後，也情不自禁地告訴了妻子和女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