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25日，國際奧會執委會在日本名古屋通過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奧會的合法席位。基拉寧主席（左）向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秘書長宋中（右）表示祝賀。 新華社供圖
1979年是中國奧運史上至關重要的一年。這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美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結束同台灣的“外交關係”。同日，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元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明確提出“和平統一祖國”方針，倡議通過商談結束兩岸對峙狀態，呼籲兩岸儘早實現“三通”。
“整個形勢和對臺方針變了，隨之而來的是，體育界也在考量非政府組織怎樣調整政策。”何振梁説，“過去，我們表示，可以允許台灣運動員參賽，但是要參加我們的選拔賽，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現在，我們允許它以地區的名義單獨參加，但是名稱呀、儀式呀都要合適。”
1979年4月6日，在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舉行的國際奧會第81次全會上，列席會議的中國奧委會主席宋中代表中國宣讀聲明，由何振梁用中文回答提問，樓大鵬譯成英文。在那次後來被人們稱為“舌戰群儒”的會議上，面對先後達15人次、持不同態度的委員的提問，特別是一部分對新中國懷有排斥情緒乃至敵對立場的提問，何振梁始終態度平和而原則堅定地闡明瞭中國的立場：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奧委會為唯一代表全中國的國家奧委會；考慮到台灣地區當時的狀況，以及台灣同胞也希望參加奧運會的願望，作為一項臨時措施，恢復中國奧委會席位後，可以特許台灣地區體育組織以“中國台灣奧委會”的名稱作為地區機構參加，前提是不得冠以一切有關所謂“中華民國”的象徵。
儘管那次全會沒能最終通過期望的決議，但是，中國提出積極的解決方案和不卑不亢的態度，贏得了委員們的尊敬，也爭取到了更多支援。經過持續的衝刺努力，1979年10月25日，國際奧會執委會在日本名古屋會議上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承認中國奧委會的合法席位，允許台灣以“中國台北奧委會”的名稱參加，“使用有別於目前使用的歌、旗和會徽，並須經國際奧會執委會的批准。”
這個後來被稱為“奧運模式”的《名古屋決議》，是中國奧運史上一次意義深遠的勝利。同年11月，國內外體育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會，鄧小平、鄧穎超等中央領導人出席。鄧穎超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深情地説：“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面登上了世界體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