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左翼視角下的綠色經濟

綠色經濟

“綠色經濟”是一個概念範疇，從最初就宣稱要通過生態資本主義現代化來抑制生命自然基礎的退化。“綠色經濟”已經成為了政治上可能和可信的措施。

近年來，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悖論：一方面，存在一種相對高階的生態危機意識覺醒和各種危機的互聯性的實現；另一方面，社會變革至今仍為不足。我們從中國的情況就可以清晰看出，儘管政府提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這一概念，但正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了解和經歷過的那樣：改變顯然是十分艱難的。

“綠色經濟”概念和戰略是生態危機意識覺醒的一部分。它先於2012年裏約+20峰會出現，並且同綠色增長戰略緊密相關。在歐洲和其他地方，對生態危機的主流處理方式伴隨著一個強大的原理闡述：力求探索新的經濟機會。電動車、生物燃料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生態食品和可持續的生活方式被認為是商業發展的前途性領域。

 “綠色經濟”是一個概念範疇，從最初就宣稱要通過生態資本主義現代化來抑制生命自然基礎的退化。“綠色經濟”已經成為了政治上可能和可信的措施。同時，它要麼使其他措施模糊化，要麼使其他措施看起來不可能和不合理。

從生産者和消費者的不同需求結構這個意義上來説，當今關於“綠色經濟”的討論集中在政治扮演的角色上；“綠色經濟”考慮規範和價值觀，著眼于技術，有時也關注社會創新。從資源利用出發的“耦合”經濟發展論是其主要定位。

綠色經濟的概念似乎是一個關於擺脫深功能化和合法化的新自由主義危機的承諾，此危機于2008年出現，並打擊了很多易受傷害的國家和社會組織。

上周在北京大學的發言中，我寬泛地討論了“綠色經濟”的概念，現在我將引用其中兩點來方便理解。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致力於環境改善和經濟發展的一切手段，並特別預言了降低貧困率和增進北方國家和南方國家之間公正的可能性，認為發展可以通過環境和社會目標來加以調和：“經濟的綠色化進程不是通常理解的限制發展，而是發展的新動力；它能直接或間接地提供體面的工作；它還是消除持續貧困的至關重要的措施。”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以經濟發展和環境政策的相互促進為中心”，並強調創新作為“去除自然資本主義損耗下的增長”的手段，提出“綠色增長戰略”。而歐盟委員會的計劃同這一戰略高度一致。圍繞“綠色經濟戰略”展開的政治力量可以被稱為“綠色變革”。它們不僅産生於綠黨內部，還産生於像奧地利、德國和荷蘭的諸多政黨中。

據我所知，所有相關的研究和戰略文件都認為經濟增長是眾望所歸和不可或缺的。但是，經常被探討的是一種綠色經濟的可能性，以及綠色經濟面對的障礙和反對力量有多麼難以被克服。同20年前的“可持續發展”的最初討論類似，有這樣一種信念，即廣泛的雙贏局勢應當被促進。並且，政治和經濟機構中存在穩固的信任，而精英們也能夠並希望主導這個進程。我則對“綠色經濟戰略”的前景持十分懷疑的態度。

首先，隨著像中國、印度和巴西這樣強大和自我意識強烈的國家的出現，我們觀察到了一種實質上的、新的爭奪稀缺資源的地緣政治競爭。例如，中國政府限制甚至禁止出口某些稀缺礦物，以此滿足本國的生産。同樣，歐盟也明確提出資源競爭。儘管事實上地緣政治競爭在某些情況下能引導科技創新，但我並不認為這有助於改善環境退化背景下的社會自然關係。

第二，促進“綠色經濟”目標的實現需要強大的管理框架。這是採取替代路徑的前提條件，相信在評價過中國最近的政策後我們會對這個問題進行重新思考。然而需要認識到的是，現有的管理框架主要有利於促進非可持續生産和消費實踐。經濟和政治戰略集中在廉價的、穩定可用的資源上。在衝突案例中，環保部門通常在與財政部或與代表非可持續經濟利益的經濟體的對峙中敗下陣來。同樣的情況也存在於國際層面：財政和經濟政策往往比可持續性政策更強大。至今，對相應的管理框架的訴求似乎還有些唯意志，且存在對佔主導地位的權力關係的盲目對抗。盲目對抗的對象國家，在1995年由約阿希姆•赫希（Joachim Hirsch）定義為“民族競爭型國家”（national competition state），在今天被稱為日益集權化的民族競爭型國家。此外，在現實危機中，管理框架趨向於朝著集權化方向發展，以此確保特定國家和地區資源的獲取。

第三，在大多數的分析性和戰略性文章中，“綠色經濟”這一概念同樣意味著“綠色增長”。尤其自2008年以來，我們可以看到公共政策強烈關注經濟增長和就業的維持。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增長和非可持續增長不僅保障資産所有者的利益和工薪階層的工作，更構成著國家的稅收基礎。在2008年和2009年，我們並沒有看到危機戰略和生産、消費模式的深刻再定位齊頭並進。然而，嚴峻危機的存在歸咎於商業一如既往的失能，以及危機管理的危機日益明顯。我在之後的討論中還會再回到這個問題。第四，與中國的發展相比，政治自由下的開放市場和激烈競爭已經在許多南方國家引發了去工業化。一種合理的新古典主義視角的理解——生産活動發生在它最有效率的地方——已經迫使許多國家採用了資源榨取主義（resource extractivism）這一新舊戰略。在拉美的多數國家中，這似乎是緩解貧困唯一可行的發展戰略。甚至在巴西和墨西哥也是如此。例如，墨西哥的美墨聯營工廠隨著2000年中國加入WTO而失去其競爭優勢。今天，墨西哥多數經濟活力分佈在礦産領域。資源榨取主義是工業化和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發展資源緊張型經濟這一硬幣的另一面——它也是綠色經濟的另一面，因為高科技産品需要的稀有礦産同樣來自南方國家。因此，我看到了國際層面為經濟綠化設置的強大障礙。

最後，全球化意味著一種“帝國式生活方式”。全球化了的自由市場內嵌在日常活動中，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對廉價的、常常是非可持續地生産的産品和勞動的喜好已經正常化了。這一現象不只在危機爭論中被特別提及，更實實在在地在全球的上層和中産階層中普遍化。 “帝國式生活方式”——或更確切地説：帝國模式的生産和生活方式——意味著主流生産和消費模式不成比例地依賴全球勞動力、資源和污水池。這些根深蒂固的模式反映在各種勢力和日常生活實踐之間的社會關係上，尤其存在於北方國家中，並詮釋著主流的社會自然關係的持續危機。

然而，由於帝國式生活方式已經擴張到了重要的南方國家，它的矛盾性進一步加劇，因此對未來社會自然關係的努力勾勒變得尤為重要。生態危機現象，如生物多樣性的缺失和氣候變化，是由這種從根本上依賴無節制榨取資源、空間、勞動力和污水池的生産和消費模式的擴張而造成的。對資源的獨佔、通過合約保證或通過暴力獲取、以及社會生態成本的外化，都是我們稱之為“帝國化的”北半球生活方式的必要條件。這些必要條件可以被劃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在資本主義成為全球主導性生産模式或在其進入福特主義階段之前，不同領地之間就已經各自存在環境上的帝國式關係了。自然資源的分佈不均至少可追溯至城鎮和鄉村的對立年代，並且是16世紀殖民主義時代、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和1875年至1914年間的帝國主義時代的核心特徵。然而，將福特主義和後福特主義帝國式生活方式同之前時代的生活方式區分開來的，是工資關係普遍化背景下資源集中型和排放集中型消費的普遍化（例如：它們不僅成為了精英階層的，而且成為了北方國家社會底層的再生産的中心要素）。

結果是，它們造成的社會生態衝擊日益加劇、環境危機日益嚴重，這兩個過程將通過如今大型發展中國家的上層和中産階層的“化石型”消費的普遍化進一步深化。第二，帝國式生活方式並不是社會中立的。相反，北方國家的社會不平等是環境危機和南北國家生態不平衡的一個重要起因。正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最近指出，“不平等不僅本質上是惡劣的，而且對環境也是有害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和擁有較高收入、具有高度環保意識的人群每人平均佔有資源量最多，然而低環保意識階層、收入較低的人們卻消耗較少的資源。第三，在生態學範疇中，像中國、巴西和印度等國家的高度工業化，意味著他們開始利用“他們的”全球資源和污水池份額。他們也不再願意為北方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以及生態系統建設（如熱帶雨林，能夠吸收來自北方國家生産和消費模式下排放的二氧化碳）提供資源和勞動力。取而代之的是，他們逐漸維持自己國內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資源價格的穩定（例如當今中國的稀土金屬衝突和中國在非洲的土地爭奪）。

為此，他們同來自北方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抗衡，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始終依靠對全球資源、污水池和勞動力的非比例佔有，並以此確保其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結果是，工業資本主義為修復環境矛盾而需要的社會生態成本外化空間正在縮水。因此生態帝國式的生態成本外化正逐漸增長並彰顯其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意義。我來總結一下第一部分：在前面的論述中存在著對“綠色經濟”關鍵性理解，以及新的、相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取向。我們關心的是試圖建立“可行、合理的通道”這樣的戰略，以此恢復資本主義活力，並將其與生態現代化相結合（我知道郇教授對生態現代化也表示質疑）。

綠色經濟能夠為強大勢力提供支援，能夠加強國內和國際合法性，並描繪一種無根本性變革的未來可能。這一戰略也許會成為安東尼奧•葛蘭西所描述的那種“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也就是説，這種朝著綠色資本主義的轉型是由主導勢力所引領的。正如卡米拉•莫瑞諾在她的報告中提到的：即便是巴西的部分右翼陣營，也採納經濟綠化的話語和戰略。

綠色資本主義

綠色資本主義的各個方面必須要考慮到與人們生活方式的一致性——人們的日常實踐、渴望和行為準則——並且應當得到國家層面和制度層面的保障。

綠色資本主義上周在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與學者、學生和基金會成員討論時，我們關注到這樣一個問題：“生態文明”這一概念是否以及怎樣超越“綠色經濟”和“生態現代化”範疇呢？

我已經簡短地介紹了“綠色經濟”這一概念，並指出了其面臨的結構性制約。下面我將介紹第二個概念：“綠色資本主義”。“綠色經濟”是一種戰略，而“綠色資本主義”則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變革。這一區分很重要。我們怎樣理解社會，這本身就涉及理智和政治上的掙扎：現代化是一種宿命的、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嗎？這是現代化理論告訴我們的。社會果真如系統理論所描述的那樣，是由不同的、具有自身邏輯的系統構成的嗎？

馬克思主義者是不同意以上觀點的。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通過階級鬥爭和前所未有的資本家再生産擴張（積累）取得活力的。資本主義意味著權力和支配沿著階級、性別、種族和國別而分佈。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發展歷程可以被看作試圖理解社會、改造社會的過程。

有人認為“綠色經濟”戰略將同可持續發展戰略遭遇同樣的命運，最終停留在政策討論中，失去衝力。我對此表示不確定。一種替代性的經濟綠化進程已經展開了。然而，考慮到總體的障礙，綠色經濟可能將以一種高度替代的方式在某些領域和地區實現，為了有效建設新的財富類型和認知，綠色經濟將不會處理環境退化和貧困問題。

因此危險的是，這一過程將以犧牲其他區域的利益為代價，如日益增長的可再生能源建設以印度尼西亞的棕櫚油和巴西的農業燃料的破壞性開發為代價。因此問題來了：替代性經濟綠化背後的動力是什麼？誰的利益岌岌可危？誰的利益被忽視並被排除甚或抑制？哪些形式的排斥是與綠色經濟相關的？因此，我們不應輕視綠色經濟概念的特殊功能：考慮到它的廣泛意蘊，它應當指向多樣性和特殊性的戰略。

希望我關於結構性制約的論述被重視，希望我的規範性表述被承認——有效處理財富與社會正義、環境退化和貧困之間關係的需求，還不足以喚起足夠的治理機制通過新價值觀和科技創新來規避資源衝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阻止生物多樣性的缺失。非可持續生産和消費模式及其相關政策的潛在動力需要被重塑。這推動了最近興起的、也是我在第三部分要講的關於“社會生態轉型”的爭論。

我的論述如下：在德國或奧地利這樣的國家，綠色經濟戰略對建構新的資本主義結構來説意義重大，這種結構將取代危機四伏的後福特主義—新自由主義結構。我建議將這種結構命名為“綠色資本主義”。

綠色經濟戰略表明，自然的增值過程是危機管理和新興資本主義結構的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綠色經濟戰略立足於各種危機現象的交界面。這些危機現象尤其明顯地在生態危機，即能源和資源（包括食物）危機這一維度相互作用，因為能源和資源通過提供重要商品和自然資源來幫助克服經濟危機（例如土地可以被用來生産食物和生物燃料，或者作為森林來吸收二氧化碳）。資本主義意味著擴張，但它也需要某種形式的穩定和對計劃的保障。這意味著剩餘價值必須在消費過程中被實現。因此，我們還應當考慮政治文化層面，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新興綠色資本主義的生物物理“功能性”（在這裡我運用的是規制理論、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和政治生態學理論，但我不會對它們進行詳解）。

綠色資本主義的各個方面必須要考慮到與人們生活方式的一致性——人們的日常實踐、渴望和行為準則——並且應當得到國家層面和制度層面的保障。同樣，財富主導的“市場塑造”型生産和再生産需要同其他類型的社會（再）生産的機制和部門相和諧。我們已經在上文提到，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在時間和空間上極不平衡的這一事實暗含著一種外化機制。尤其在像德國和奧地利這種國家，在發展中期，證據表明綠色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實施是由一系列社會勢力合力的支援得以實現的。這些勢力中有綠色資本、民間貿易服務聯盟和環保消費聯盟等，它們通過政黨實現組織化並對國家機器施加影響。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形勢下，工薪階層和貿易聯盟之間的妥協正在達成。在中國和美國，國家層面應對危機的政策表明生態現代化所代表的利益正逐漸凸顯。

綠色左翼視角下社會生態轉型

開放式的社會生態轉型不只宣稱不同的能源基礎，更意味著一種不同的社會，這個社會的組織實現必須超越結構化的資本力量和資本主義國家。

在歐洲和全球層面，有大量關於轉型先鋒的爭論。廣泛的共識是，我們需要不同的、超越化石能源的能源基礎，來防止氣候變化、資源衝突和物價上漲。

“轉型”在大多數爭論中是一個政治戰略概念。我今天著眼的視角也是如此。然而，開放式的社會生態轉型不只宣稱不同的能源基礎，更意味著一種不同的社會，這個社會的組織實現必須超越結構化的資本力量和資本主義國家。

因此，從馬克思主義者的視角來看，在關於轉型的爭論中有個方面需要被強調。在資本化的社會中，變化不間斷地發生著。“如果沒有生産工具的持續變革，資産階級就不復存在，所以生産關係乃至整個社會關係都需不斷變革。相反，舊的生産模式是所有早期工業階層存在的首要條件。不斷發生的生産變革、對所有社會條件的不停干擾、持續的不確定性和躁動，將資本家時代同之前的一切時代區分開來。”（馬克思、恩格斯）

決定性的問題是，怎樣的邏輯轉型佔據著支配地位？這涉及分析結果和政治戰略結果。

面對社會主導邏輯的變化，一種對“社會生態轉型”的激進理解彰顯其自身的意義：資本獲利和累積的邏輯，促使經濟活動擴張，而資本增長勢必將利益和權力關係聯繫起來。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嚴重的、失控的危機。資本增長勢必導致其自身的不穩定性。對商品和服務的不間斷生産同樣引發潛在的和現實的不穩定。

人們對資源的佔有往往伴隨著衝突。我了解，在中國相關的討論和情況與上文的描述是不同的。我不會建議你們展開關於“去增長”的討論。但是，在我看來一種關注民生的、更具批判性的發展視角是必要的。不惜任何代價的數量增長和高效增長之間有許多不同之處。是否應將醫療或教育這樣的系統置於意味著增長的資本必然性之下，是一個問題。

當意識到可再生能源和公共交通最終同化石燃料和機動車輛相比沒有明顯的利潤增值時，是否還將堅持發展它們？這促使歐洲急切地超越了當今佔據支配地位的“發展，發展，發展”的經濟政策，並展開了相關討論。怎樣建構一個超越資本支配和資本主義國家，並重新組織社會關係和社會自然關係的社會生態轉型路徑呢？或者，用你們的話説：怎樣建構一種“徹底的”或“真實的”或“解放了的”、超越替代的資本主義綠化路徑的、社會主義版本的生態文明路徑呢？從一般層面來講，我們需要詢問葛蘭西，一種超越特殊利益的新的“集體意志”怎樣通過人們自己、相關機構和經濟文化實踐來構建。一種確保每個人的幸福、財富、自由和生態可持續性的生産和生活模式怎樣才能具有吸引力？脫離了資本必然性，人們如何在生態可持續的經濟環境下確保工作機會的穩定和增長？我堅定地認為：徹底的社會生態轉型關乎人們所呼籲的生存狀況，簡短地説，關乎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完全不同的社會補給和機動性、能源供應和交流、衣食住行等。所有這些都在強大的生態限制下通過權力和財富分配來實現。這將導致戰略化的政治結果：為將上文的資本邏輯向團結的現代性方向上糾正，需要一種向左的轉型，這種轉型用建設性方法處理衝突，不僅能實現更好的分配還能介入強大的、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再）生産模式。

好消息是：我們不必從頭做起。有各種討論、建議和實踐路徑可以拿來借鑒。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奮起反抗現存政策的不合理，並且從社會、生態層面上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變得不一樣。通過卡米拉為我們展示的拉丁美洲的案例，可以發現一種超越了冷酷的資源榨取主義的另一種替代方案已經存在很久，新的替換方案也在逐漸興起。同樣，西歐的激進爭論明確表明瞭一點：社會生態轉型不是總體規劃，而是一個承認多樣化的學術語，越來越多的人在創造各種替代方式如社區花園、易貨組織、搭夥用車、自覺實踐再利用和迴圈利用等；還有反對建造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爭取糧食主權、能源民主和城市權利的運動；還有“産消者”一詞的出現，意為生産者和消費者的合體。以上行為被稱為變革的先鋒，其形式多種多樣。

對中國來説，發現並整合這些行為、與其建立連結、了解其優勢和弱點、看清其後資本主義的一面和解放的潛能，是一項挑戰。（當然，這其中也包含保守運動和鄰避運動。）我認為這些微小的改革、這些新興的觀念和實踐值得被關注。這些或大或小的如德國能源轉型那樣的自覺實踐，有助於我們對發展有一個新的理解。激進的社會生態轉型是由廣泛的紅綠左翼聯盟（社會運動、貿易聯盟、政黨、企業、進步商業聯盟、非政府組織、國家部門、教師、學者、文化界人士、科學家、媒體工作者等，還有保守人士，甚至包括對社會和自然持敏感態度的部分教會人員）完成的。社會生態轉型沒有總體的規劃，但具備諸多切入點——他們能否及怎樣超越自身特殊利益來達成一個“一致共識”，尚且未知——其關鍵在於一種有吸引力的生産和生活方式，以及在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下實現繁榮、和平和個人全面發展的政治和文化環境。

社會生態轉型關注以下層面或切入點：

（1） 變革先鋒，包括進步的小、中、大型企業；

（2） 不同類型的社會經濟（再）生産和人類實踐的變革，包括社會分工，以及常規經濟和其他民生經濟之間的關係；

（3） 政黨、高校和媒體等機構內部的變革；

（4） 各勢力之間關係的變化：削弱資本的政治性和結構性權力是一項重大挑戰；

（5） 開發戰略性資源以促進社會生態轉型（國家在此發揮重要作用，如德國的能源轉型）；

（6） 一種極具吸引力的生産和生活模式的視野和未來勾勒，能夠克服資本主義發展必然性和權力關係，同時不否認多種形式的發展；這種廣泛的美好願景可被稱為“幸福”；

（7） 許多中期概念已經産生了：共同的、能源民主、糧食主權、城市權利等，這些概念並非來自於書面文案，而是來自社會鬥爭，並引導著社會鬥爭。（西歐過去幾年的“去增長”概念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團結在一起的人們有著不同的目標、策略和能力，他們在不同的層面展開行動。但如我在開始時所呈現的那樣，他們是整個轉型過程的一個部分，應當同時考慮到其他層面的實踐。

今天我將在中南大學詳細闡述之前報告中沒有處理的一個問題：社會生態轉型背景下未來社會勾勒和視野問題。德國學者、羅莎•盧森堡基金會的成員Rainer Rilling認為，關於未來、構想和路徑的爭論本身是一種“地形爭論”（terrain of contestation）。

在今天如何思考未來社會的可能和理想化，並將其整合到戰略和爭論中，運用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現實烏托邦”來加以闡明並指明變革的可能方向和準則，喚起眾人的希望並動員其走向未來呢？Rilling認為由於社會處於持續的變化和轉型中，我們生活在一個將未來整合進當下（歷史上也是這樣）生産模式和行為方式、沉思和政策領域的社會中。然而，這裡的轉型將“未來進程”理解為強大動力驅使下的進程。（誰有足夠資源來實現如此複雜的方案呢？）未來進程並不關注可能性未來，而關注如何將那些想像的未來整合進當下的社會。在這個意義上，未來進程意味著把握和解釋未來，去想像，然後將其樹立為當下的目標，以此規範決策和行為。圍繞著轉型、轉型管理、優先性或回彈性的爭論表達了 “一種對不存在的未來結構的嘗試性把握，一種對不現實的未來事件的挪用和掌控。” 這種爭議性過程的結果是，環境和社會的價值更加清晰明確了。可持續社會的空想維度和戰略維度應當同教化事業（常常是模棱兩可的）相聯繫。也就是説，自主權和自我需求、自由和公正、工作、生産、消費的爭議性實現，並不是以通過社會主動力量的穩定化來實現的。而社會民主進程和社會自然關係問題似乎是決定性的。這不僅暗示著對資源的民主化控制，還暗示著生産和消費進程的多樣化。這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視角：哪些民主化的資源控制類型已經存在了？為實現民主化控制，哪類鬥爭已經或者將要成為必要條件？它們怎樣在制度上實現穩態？要實現民主結構化，社會同自然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需要滿足哪些條件？在這個意義上，關於社會生態轉型的爭論以及對政策的規劃構成了同主導性未來模式相反的視野。

總結

社會生態轉型主要從解放的視角來處理多重危機，注重發展具有吸引力的生産和生活方式、超越生産主義和消費主義對進行“幸福”展開新的理解，注重發展社會勞動分工的開放化模式。

社會生態轉型有一個堅定的設想，這個設想不算新穎，但是對綠色左翼政治來説十分重要：生態問題在未來政治中將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我們需要徹底降低對資源和污水池的消耗以及污染排放。這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推進當下生産和生活方式轉型的問題，一個理解“幸福”的問題。究竟遵循新自由主義、生態獨裁主義、甚至生態法西斯主義，還是生態自由主義（綠色經濟）或解放主義，政策層對這個問題的應對猶未可知。

社會生態轉型主要從解放的視角來處理多重危機，注重發展具有吸引力的生産和生活方式、超越生産主義和消費主義對進行“幸福”展開新的理解，注重發展社會勞動分工的開放化模式。因此，必須重新修補之前“社會/經濟”和“生態”之間的裂隙；像能源匱乏、工作環境惡劣、居住地嘈雜、食品不安全之類的環境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

我們需要從根本上加強對經濟的理解，一種超越常規市場（不僅是資本化的市場，還有公營部門）和薪資勞動的理解，因為這些在實現解放的過程中至關重要。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解放的社會生態轉型需要這樣一種視野：極具吸引力的生産和生活方式，對現存的權力關係的阻礙或重塑，替代性實踐的進一步穩定化，以及其他實踐活動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必須應對未來的某些不確定性。這裡至關重要的是，這些不確定性不應淪為權力工具，弱勢群體應被告知並深信社會生態轉型不會損害他們的利益。

但是如果強制轉型能創造一種對絕大多數人來説更好的社會和更好的生活環境，那麼在我看來這是值得思考和實施的。謝謝大家。

（特別支援：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