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受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中國女性文化論壇之托,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OeAD奧地利克拉根福大學訪問學者易曉明,于2015年6月1日在維也納主火車站及方麗娜寓所對華裔女作家方麗娜進行了專訪，現將教授與作家的對話發表給讀者們分享。

易曉明：您是一位情感體驗與理性思考高度融合、並且語言有清新表現力的作家，近年不斷有新作在國內重要文學刊物上發表，聲名鵲起。然而，當下是一個文學越來越被視為個人化寫作，也日益被邊緣化的時代，您能談談您本人對文學與寫作的體認嗎？

方麗娜：通過這些年的寫作實踐與大量閱讀，尤其是從魯迅文學院學習歸來，我對文學的敬畏之心日盛，有不敢輕易下筆的感覺。之前我曾有過一段無章無形，隨心所欲的散漫寫作狀態，而當下我對自己的寫作，則有了明確的要求，即在保持清新自然和灑脫本性的基礎上，追求更加文學化的目標。就像歐洲人的教育，強調順應天性，從不會人為地施加更多外部壓力，甚或拔苗助長， 寫作也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情，寫多少，怎麼寫，存在一個長期儲備之後自然爆發的力量。好的作品總是積累到一定程度的自然流淌，往往在孤獨與陣痛中産生，並且仰仗于作家自身的節奏與靈感的閃爍。寫作是一個超越自戀、唯美與抒情，直接迫近生存本質的過程，我在意的是每一個文本的自然、流暢，它經過心靈的過濾脫穎而出，不再輕浮於世態表層。

易曉明：很多作家走上創作道路，都帶有偶然性，您能談談當初您是如何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嗎？

方麗娜：實際上，我的寫作開始得很晚。在國內工作多年後，我偶然獲得一個來德國攻讀工商管理碩士的機會。2005年我才正式定居維也納，閒暇之餘我投了一篇散文給《德國新報》（當時叫《德國經濟時尚導報》）的文學園地，正是這篇名為《雲中漫步》的散文，獲得該報的年度徵文一等獎，我深受鼓舞，從此連續不斷地寫起散文來。應該説，最初的寫作完全受益於歐洲這片熱土。在中國我大學畢業後當過老師，做過行政，處於工作與生活的應對與應酬狀態的我，所有時間都耗費在忙忙碌碌中，從未想到過要寫作。自從生活在異國他鄉，歐洲這片土地上的一切——自然、人文、藝術乃至宗教，時時喚起我的新奇感，我以好奇的眼光打量著周圍的世界，一切都在觸碰與引發我的思考。在這裡回望家鄉、故土，更是讓我百感叢生。新奇與碰撞，回望與眷戀，成為了我寫作的強大內驅力，就這麼不知不覺地，我在異國的土地上漸漸走上了自己的文學創作之路。

易曉明：確實，您所發表的散文都瀰漫著濃郁的異域風情，您結集出版的散文集《藍色鄉愁》、《遠方有詩意》，標題本身就體現出了他鄉背景。可我注意到，您近年在國內發表有一系列中短篇小説，您是怎樣從散文創作過渡到小説創作的呢？

方麗娜：2009年，在我的散文集《遠方有詩意》出版之前，我已不滿現狀，並對創作有了新的迫切的要求。在閱讀現當代中國文學作品時，我常常看到“魯迅文學院”這個連綴著一系列中國著名作家的字眼，它讓我産生了莫可名狀的衝動與嚮往。在中國作協幾位領導的親切關照下，2010年我有幸走進中國魯迅文學院第十三屆高研班，成為魯迅文學院創建以來吸收的第一個海外學子。雖然我在國內是學英語專業出身的，文學乃半路出家，況且也一把年紀了，但我覺得，學習乃一生的事業，學習什麼時候都不晚。在國外，即便八十歲，還有人攻讀博士學位呢！我來到魯迅文學院的課堂，見到了那些如雷貫耳的大作家和文學評論家。我們班五十余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作家當中，當時已有不少知名作家，如：寧肯、盛可以、計文君、付秀瑩、周瑄璞等等。這個特定的文學班級的集體氛圍對我的感染、影響與提升，是難以估量的。我由此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並進一步明確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就在學習結業告別魯院的那個盛夏，我從北京帶回了20多公斤的文學典籍。兩年間我一頭扎進書堆，埋頭閱讀，彌補自己的缺失，積蓄、沉澱、思考、梳理，乃至嘗試新的寫作方式，從而開始涉足小説。我感到有些素材，只有通過小説的形式才能更好地表現與再現。2011年，我發表了短篇小説《麥克的女生》，它寫的是中國女留學生在維也納的遭遇，刊于《天津文學》；《陌生的情人》刊于2012年《中國作家》；《花粉》刊于2012年《作家》。“花粉”只是一個象徵，象徵中國人在國外不可避免的文化上的境遇，該作被轉載于同年度的《中華文學選刊》。自2014年以來我創作了幾個中篇，《斯特拉斯堡之約》和《回國清單》分別刊于2014和2015年的《朔方》。今年初，我以中國女性在國外的異域婚戀為題材，創作了中篇小説《處女的冬季》、《蝴蝶飛過的村莊》以及《不戴戒指的女人》等，後兩個中篇已陸續收到《十月》和《作家》的用稿通知。

易曉明： 您的散文集《藍色鄉愁》入選了“新世紀海外華文女作家文叢”。我從您的散文集《遠方有詩意》裏讀到了這樣的句子：“人生是什麼？也許人生就是懷著鄉愁的衝動到處尋找家園的過程”。“鄉愁”無疑是您作品中不可忽視的字眼，那麼，鄉愁對於您意味著什麼？

方麗娜：我先説一次我的經歷。有一年我搭乘東方快車沿西伯利亞大鐵路來到貝加爾湖。兩千年前，貝加爾湖是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的活動區域，古書裏的“北海”，指的就是貝加爾湖，歷史上的“蘇武放羊”就發生在這一帶。漢武帝時，漢臣蘇武奉命出使匈奴，被扣押於此，並流放在湖邊牧羊。蘇武受煎熬十九年，寧死不屈，最終回到長安。詩曰：“蘇武牧羊北海邊，雪地又冰天，羈留十九年…心存漢稷社，夢想舊家山。”我感動於蘇武流落在外十九年的困苦，回到維也納當即寫下《藍色鄉愁：貝加爾湖》。這篇散文刊于《文藝報》、《香港文學》,存謝2014《中國文學作品選》，並被許多網站和報紙轉載。

海德格爾説，詩人的天性在於還鄉。裏爾克也説過，詩人的祖國是童年。我對家人的思念，對故土的眷戀，絕不是他鄉的美景與富庶可以替代的。一個人的味覺與口感，連同其思維慣性，都會停留在原鄉，這是骨子裏的東西。世界上最遠的路就是回家的路，不管走多遠，無論心有多高，回家的渴望總在心頭。同時我還認為，愛，是女人的終極追求。對於女人，愛在哪，家便在哪。如果我在維也納沒有兩情相悅，沒有和諧溫暖的家庭依靠，即使再優厚的物質生活，我依然會感到對我沒有什麼意義。需要説明一點，時至今日，我並沒有加入奧地利國籍，因為我還不能接受回中國時，必須要到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辦理簽證的事實。

易曉明： 您作為一位生活在海外的華文作家， 經常參加“歐洲華文作家協會”的年會及其他各類研討活動，您也將5月在巴塞羅那參加今年歐洲華文作家年會的照片發給了我，您能否簡要介紹一下這個日益引起世界廣泛關注的歐洲寫作團體的情況？  

方麗娜：歐洲華文作家協會（簡稱：歐華作協）成立於1991年的巴黎，這是歐洲有華僑史百年以來，第一個全歐性的文學團體。該會創始人是馳名幾大洲的著名作家趙淑俠女士（易曉明：我插一句，她以其小説《賽金花》聞名，我的研究生李欣的學位論文《論<賽金花>中的女性歷史書寫》，榮獲學校優秀碩士論文）。眼下，協會已走過了24年的風雨歷程，會員達80余人，散居在22個國家，涉及十幾種語言，現任會長為旅居比利時的郭鳳西女士。多年來，“歐華作協”秉承良好傳統，成為全歐最有實力的中文創作力量，他們立足歐洲，堅守文學，筆耕不輟，不遺餘力地弘揚中華文化。在個體獨立寫作的同時，協會還採取各類集體創作的形式，發出集體的聲音，並以此實現以書養會，如近年出版有《在歐洲天空下：旅歐華文作家文選》、《對窗六百八十格》、《歐洲不再是傳説》、《歐洲綠生活》，還有滲透海外教育、美食的其他文集，這些出版物都因其豐厚的資源、瑰麗的想像、獨到的眼光與深沉的思考，深受海內外讀者的喜愛。

今年五月在巴塞羅那召開的歐華作協年會，是協會召開的第11 屆年會，年會兩年一度，每次都在不同的國家舉辦。歐華作協這個特殊的陣營，不斷表達著對生命、生存、夢想的體味，不斷呈現對生活與文化、乃至文明的多層面的理解與感悟，已成為海外華文文學風景線上一道不可忽視的景觀。

易曉明：當年您作為留學生生活在歐洲，與現在您作為奧地利定居者生活在歐洲，是兩個不同的階段與兩種不同的身份，在不同階段您對中西方文化的體驗與認知有什麼不同嗎？如果有所變化，這種變化是什麼？

方麗娜：作為一介學子，那個時候我對西方國家的印像是，這裡似乎看不到貧富懸殊與城鄉差別。窮人不因錢少而低三下四，富人也不因錢多而趾高氣揚。溫良恭儉讓，處處體現在歐洲國家的普通生活與交往中。而今長期定居維也納，我對西方的生活，有了更為細緻的審視與比照。像我們所住的這棟普通的維也納公寓樓，來來往往的住家卻總是安安靜靜，垃圾歸類，有秩有序。鄰家要更換地板了，竟跑來問我們什麼時候出門？其意在趁鄰居出門時施工，以免噪音打擾四鄰。這種時刻體恤他人的文明，不是一個國家的GTP所能決定的。再如奧地利人吃飯，餐廳也好家宴也罷，他們都會關機，飯桌上聽不到人接打電話。這不僅是出於禮貌，還因為他們把見面交流看得無比重要的緣故。而中國人則是另一番景象，接打電話的忙碌姿態，仿佛可與成就感劃等號。西方人對待弱勢群體的平等與尊重，更是令人讚嘆。我曾在維也納街頭看到一個走出超市提著購物袋的奧國人，舉著打火機弓腰為一個殘疾的乞丐點煙。那一幕，會讓我記一輩子。

易曉明：中國這些年發展很快，有“中國速度”的提法，確實，中國的變化之大，舉世公認。您對於西方的現代化與中國近年高速的現代化進程，有何感想與對照？

方麗娜：中國的大都市，並不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大都市差，然而歐洲最美的地方，不在都市，而在小城鎮。那些隨處可見的淳樸而靜謐的小鎮，實際上最能體現一個國家的風土人情，它們是一個民族原汁原味的原生態生活面貌。西班牙人説，維護一個古老的城鎮，遠比打造一座大都市要難得多。穿梭于大都市，你會覺得自己是個過客，而流連于小鎮，則像是身在其中的一個居民。在歐洲有許多能給你這種感覺的地方，比如薩爾斯堡、海德堡、波茨坦以及西班牙和義大利的許多小鎮等等。能夠留存在記憶裏的，必定是本真的生活與藝術。歐洲的許多建築都是幾百年前留下來的，甚至有著中世紀的烙印。那些久遠而古樸的遺存，如同閱人無數的老人，瞬間便會喚起人的綿延沉思與遐想。很有意思的是，我最近往河南老家打電話，大姐向我抱怨，居住區的門外又在蓋商業大廈呢，馬路上不是壕溝就是堆積如山的泥土，出出進進有如翻山越嶺。小區的老人們不得已自發到街上靜坐、抗議，招來了市政府的管事兒，才暫且把出門的障礙清除一下。還有咱們的垃圾問題，有人乾脆在大街上放火燒垃圾，引來城管們到處張貼告示：“點把火，扭送你去派出所；不聽勸，立馬送你去法院。”在歐洲，幾乎見不到工地，即便有工地，也大多是在做建築的維修，這裡對傳統與古建築的保護令人嘆服，他們從不輕易拆掉老房子，去蓋新的。

易曉明： 創作本身就是一種時空塑造。您生活在奧地利，而且從您的散文中也可看到，您所到國家與城市很多，能談談您生活中或作品中的時空體驗與時空塑造嗎？

方麗娜：我經常與先生一起出去旅行，輾轉于歐洲國家之間，有時跨越大洋到另一個洲去。對我而言，有三種時空感的體驗。第一種是旅行的時空轉換，這類時空轉換有心理預期，總是伴隨著新奇與震撼。第二種時空感是在奧地利與中國之間，這種歸去來兮的往返，多受情感驅使。我很高興，每次落地故土，老鄉們從不覺得我是從外國回來，而每每回到維也納，也沒人覺得我曾離開過。這大概得益於我與生俱來的語言優勢，從德語到普通話再到河南方言，在我這裡對接得天衣無縫；此外大概還有我身上固有的鄉土情懷，河南文化中那種天然的幽默與開朗，已融入我的血液。第三種時空感很奇特，我經常在維也納的地鐵車廂裏，面對熙熙攘攘的各色人種，突然深陷恍惚與魔幻，世界仿佛從我身邊呼嘯而過。我便問自己：我這是在哪兒？我到這裡來做什麼？有朝一日，我一定會寫一篇以西方地鐵車廂為背景的小説，呈現那個奇詭與魔幻的現實空間。

易曉明：您的創作比較多地涉及婚戀題材，您如何認識婚戀題材在西方的市場效應？

方麗娜：就文學而言，愛情乃至婚戀，是永恒的主題。讀者和作者一樣，對這一主題樂此不疲。市場是個怪東西，在這一點，中西方有著驚人的相似。

易曉明：最後，我想了解一下，您對自己未來的創作，有何期許？

方麗娜：我覺得自己的創作才剛剛開始，我還在努力中。我希望自己的筆下，不斷呈現出有血肉、有質地的人物，其命運不只歸咎於環境與地域的改變，而是共通的人性使然，我期望自己寫出人人心中所有的那種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