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 要破除疫情資訊逐級上報機制
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民進湖北省委會主委、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洪宇，一共準備了29份議案或建議，其中三分之二與新冠肺炎疫情相關。
在1月初，湖北民進系統就對疫情暴發有所警惕。武漢“封城”前，湖北民進多次尋找機會向湖北省武漢市有關領導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出具體對策建議。
武漢“封城”後，周洪宇指揮湖北5500多名民進會員參與抗疫，併發起全國百餘位教育專家參與的“學術抗疫聯盟”。
談 抗疫初期
“參政專報”建議引導群眾科學應對疫情
新京報：湖北民進系統在疫情初期做了哪些事？
周洪宇：武漢第一醫院內呼吸科主任羅光偉是民進會員。2019年12月武漢發生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後，第一醫院就及時啟動發熱門診，羅光偉參與其中。
今年1月6日，武漢進入兩會時間。也是在這一天，羅光偉向民進湖北省委會調研室同志報送了一份建議。
他寫道，“此次疫情暴露出硬體設備不足、人才資源缺乏、應急救治能力薄弱等問題，更加凸顯了加強我省傳染病公共衛生應急救治能力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其中提出，目前武漢硬體設備不足，難以應對重大突發疫情。隔離病房數量不足、ICU病房不足、專項設備不足。一旦疊加重大疫情，現有的ICU病房數量遠不能滿足需求。沒有給傳染病人專用的大型檢查設備，有交叉感染的風險。
羅光偉還指出，我省傳染病公共衛生應急救治能力建設執業環境惡劣，醫務人員防護措施有待加強。大部分傳染病專科醫院未建設值班醫務人員公寓，醫務人員長期和各類傳染病人同在一幢樓，而且在應急狀態下，一線人員經常一連幾天不能回家，但是醫院無法提供醫護人員和工作人員休息場所，極易交叉感染。
新京報：你看後什麼感覺？
周洪宇：我看了之後，感覺很重要，不到20分鐘時間，我就讓調研室同志轉告羅光偉，“反應很敏銳，應儘快修改完善，從這次傳染性肺炎突發事件思考武漢市乃至湖北省應急救治體系和能力建設問題並提出具體建議”。
民進作為參政黨，是執政黨的得力助手，要為執政黨治國理政當好參謀。
1月21日省人大黨組要組織學習，我需要列席。當天上午，民進湖北省委、民進武漢市委共同提出的這份“參政專報”《鋻於目前2019-nCov已出現擴散趨勢建議省市政府加強傳染病專科醫院應急救治能力 積極引導群眾科學應對疫情 堅決打贏疫情防控戰》，報送給了省市有關領導同志。
專報從傳染病專科醫院面臨的困境、疫情引發的群眾恐慌情緒亟需有效疏導兩個方面提出了8條具體建議。
我們特別提出，要保障口罩的供應和佩戴。當時武漢各藥店KN95型口罩已脫銷，建議湖北省應集中醫療資源支援武漢，並在全國範圍分批次集中採購KN95型口罩並下發到全省各地。要求公共服務機構辦事人員特別是窗口工作崗位的工作人員佩戴口罩。
談 抗疫經歷
民進系統籌集價值3.6億元物資
新京報：1月23日上午10點武漢“封城”，你是什麼感受？
周洪宇：震動很大，可以説是打了一個措手不及。雖然前期湖北民進做了準備，有一些預判，但還是猝不及防。
新京報：“封城”後你負責哪些工作？
周洪宇：我是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同時也是民進湖北省委會主委。1月23日，武漢“封城”後，省人大常委會開黨組會，參考省委省政府做法，成立省人大常委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我任副組長。此後省人大的抗疫工作及相關會議我都參與，那時省人大機關也沒有口罩，在到處找口罩。
我們及時將開展的抗疫工作情況向民進中央領導做了專題彙報。蔡達峰主席、劉新成常務副主席對我們因地制宜，發動會員開展相關工作的做法給予充分肯定，號召全國民進地方組織推廣湖北民進的經驗。
通過努力，籌集到價值3.6億元的物資，現金有2000多萬元。在那種完全封閉隔離的情況下，我們去做這些籌募非常艱難。這些從四面八方湧來的愛心關懷和無私支援，溫暖了湖北人民，讓我們深受感動。
新京報：疫情期間，你還發動“學術抗疫”，是出於何種考慮？
周洪宇：讓全國專家都參與到湖北抗疫中，産生了諸多建議，並報送到國家有關部門。如2月份曾建議將高考時間延遲一個月，還曾建議今年實施第二學士學位擴招等。我們將這些報告反映的問題和對策一一梳理，提交至教育部。
談 疫情應對
建議完善疫情報告發佈制度
新京報：你怎麼看疫情初期的應對舉措？
周洪宇：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説，也是一次大考，而且是一次被考者臨時得到通知、毫無準備倉促上場的閉卷考試，沒有什麼太多的經驗可以參考依循。疫情初期出現應對失措、忙亂不堪、效率不高等問題，實在很難避免。
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習近平總書記前幾天在我們湖北代表團講話中講得最深刻，最全面。他指出，這次應對疫情，我國公共衛生體系、醫療服務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來一些短板和不足。我們要正視存在的問題，加大改革力度，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堅持整體謀劃、系統重塑、全面提升，著力從體制機制層面理順關係、強化責任。
新京報：在疫情報告發佈制度上，你認為有哪些不足？如何改進？
周洪宇：從應對過程來看，凸顯出資訊披露不及時、管理不到位、醫療資源擠兌等問題，同時也暴露出我國傳染病防治相關制度在運作時的若干缺陷，建議對《傳染病防治法》《突發事件應對法》進行系統修改完善，完善疫情報告發佈制度。
第一要破除疫情資訊傳統的逐級上報機制。現在資訊技術發達，逐級上報本來也應當很快，但在實踐中卻失靈了，這是因為每一級的決策人都有不同的考慮。面對一種新的病毒，決策人作出科學判斷確實需要一定時間。同時，決策人也要考慮避免造成恐慌，最主要的判斷因素應該是基於流行病學基礎上，以是否會造成人際間傳播為標準做出判斷，否則就會造成疫情資訊報告的延誤，反而會造成社會恐慌。
第二要完善“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傳染病病人或者疑似傳染病病人時，應當及時向附近的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或者醫療機構報告”這一制度規定。從疫情處置看，這個制度在實施過程中被虛置了。建議具體規定單位和個人如何報告，報告後有什麼後果，增強可操作性。
此外還要建立健全傳染病直報系統，基層醫院可以將發現的病例直接上報至中國疾控中心，但在這次疫情中，也沒有起到應有作用。
新京報：你怎麼看專家在決策參考中的作用？
周洪宇：此次疫情，教訓慘痛。專家的意見對於政府決策來説太重要了。專家一定要本著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深入實際去調研，講真話。要有一雙發現問題的慧眼，請你來是找問題的，提意見給領導做決策參考的，不是走過場的。發現了問題，要有勇氣提出來。
此次疫情帶給我們的衝擊，前所未有。這也是我人生60多年來從來沒有遇到過的經歷。我們拿著一張白紙進考場做閉卷考試，憑著個人的學習能力和應變能力來答題。
政府要鼓勵更多公眾發現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特別是專業人士發表專業意見，這非常重要。公眾發現問題、積極建言，官方提供建言的渠道，在各自職責範圍內，把事情做好。 ——周洪宇
新京報記者 何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