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在人民大會堂。（攝于1991 年5 月）攝影/ 夏莉娜
7月22日一大早趕來的送別群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外排起了長隊。記者看到送別萬里最後一程的許多人都是自發前來的平民百姓，長長的人龍，舉出來的各種紀念標語，都映照出在人們心中對這位為人民奉獻一生的老人家的崇敬和愛戴。
在萬里退休前後的一段歲月中，記者有幸數次採訪這位功勳卓著的老人。特別是1994至1996年還參加了《萬里文選》編輯工作，進而與他有了更多地接觸，還被老人家稱作“記者朋友”。在這個送別的時刻記者思緒萬千，那些與萬里為友的溫暖日子，其慈祥之容、樸實之風、溫和之語，猶在眼前耳畔……
我第一次接觸萬里是在1991年他任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時，作為記者在他的住所中南海“含和堂”採訪了他。這座被稱作“含和堂”的宅院和毛澤東的故居僅一墻之隔，這是典型的中式建築，房子很高，前面伸出很寬的過廊。每當春天，院中海棠樹、梨樹花團錦簇，滿園清香。
那一次，萬里委員長的平民情結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採訪中使我最為感動的是萬里常説的一句話：任何時候都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僕。他在做領導工作的40多年中，心中始終裝著人民群眾，沒有一點架子。人們都知道他有許多的朋友是領袖人物，有的是外國的國家首腦，有的是總理，也有議長議員、著名海外華人……但人們不知道的是他也有許許多多普通老百姓的朋友，有知識分子、科技人員，有工人、農民，還有民主人士、無黨派人士。
萬里在50年代任北京市副市長時，就有很多普通老百姓的朋友，像掏糞工人時傳祥，當時還是建築工人的李瑞環、張百發……
在文化大革命中，陪“走資派”挨鬥的都是走資派，而陪萬里挨鬥的是一個工人——時傳祥和兩個從工人中提拔起來的幹部——李瑞環、張百發。每當想起這些事，萬里總是説：“我感到自豪，這説明我不脫離群眾。”
中南海萬里家院子梨花飄香。攝影/ 夏莉娜
萬里是個有情人，文革開始不久，時傳祥被當作“大工賊”批鬥，又被趕回老家，直到1973年在周總理的過問下，萬里又把時傳祥接回北京。時傳祥回到北京病已很重，萬里囑託張百發給他安排住進了醫院，不久，時傳祥在醫院去世了。
這以後，萬里也很關照時傳祥的老伴及四個孩子。萬里到朝鮮訪問帶回來的大鴨梨也想到給時傳祥的孩子們一份。1979年後，萬里先後擔任了國家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住進了中南海。他仍然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僕，依舊保持著密切聯繫人民群眾的作風，一點也沒有“官”架子。時傳祥的孩子都可以經常去看望他。時傳祥的老伴，一個樸實的勞動婦女也還是萬里家的座上客。後來時傳祥的四個兒子都在環衛戰線上出色地工作，有的是骨幹，有的成了領導。他們來看望萬伯伯時，萬里總是願意聽他們談談環衛戰線上的事，從而更多了解普通工人們都在想什麼。有一年春節前，作為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參加慰問首都環衛工人的茶話會，他在會上説，今年好幾個地方請我去參加茶話會，我都沒去，單單來參加環衛工人的茶話會，因為我對環衛工人是有特殊感情的，60年代我曾和時傳祥同志一起掏過大糞……
我第二次採訪萬里是1994年的秋天，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要在南京大學為萬里同志授予人文學榮譽博士學位，我作為這一活動的採訪記者隨萬里一行乘專機飛往南京。那一次我有幸在專機上與他打了一局橋牌。我記得萬里是與曾任中國駐美國大使的朱啟楨做搭檔，我和萬里的保健醫生做搭檔。由於緊張，我本來就不高的水準發揮的極差，我們輸的是一塌糊塗……
到了南京還有一件事讓我難忘。萬里向到機場迎接他的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介紹我時説：“這是我的記者朋友小夏。”這使我很感動。那次從南京回來，我寫了一篇通訊《萬里博士，你好！》。後來這篇文章被多家香港報紙和美國的報紙轉載。
萬里多才多藝，愛好廣泛。據傳30年代，萬里在冀魯豫解放區工作時，被稱為“四大才子”之一。他年輕時非常喜歡文學。他説過在山東師範學校唸書時，甚至幻想當個文學家。他讀過許多外國文學名著，有大仲馬的、雨果的、德萊塞的、莫泊桑的……還讀了不少俄羅斯作家的著作，像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寫的許多書他都讀過。中國的作家他最喜歡讀魯迅，特別是喜歡魯迅的雜文。日本鬼子打碎了他當文學家的夢。“國都要亡了還當什麼文學家。”參加革命後，由於工作忙，就沒有那麼多時間讀書了。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他有一段時間被“監護”在北京衛戍區。利用那段時間，萬里把《魯迅全集》讀了兩遍。當然他也大量地研讀了馬列主義和毛主席的著作。萬里把那段時間能夠坐下來讀書看作是不幸中的萬幸。在晚年萬里把與很多好朋友在一起縱談天下事當作一件快事。
90 歲高齡的萬里還在打網球。攝影/ 夏莉娜
萬里有兩項被他稱為“一動一靜”的體育愛好，即網球與橋牌。網球是在師範學校讀書時學的。橋牌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在重慶學的。從50年代初萬里到北京以後，他便經常和小平同志在一起打橋牌。在一次採訪中，萬里曾告訴記者，那時常常是晚上到文津街俱樂部打橋牌。老人家的橋牌水準相當不錯，曾經和世界橋牌名將、美籍華人楊小燕女士共同合作獲得了1984年度世界橋牌最佳牌手獎——所羅門獎，這個獎是發給當年世界最優秀的橋牌手的。紐約時報的橋牌專欄主編評價説：“南家（按：這次老人家坐南家，楊小燕坐北）最後叫出的再加倍是進取精神的充分體現，表現出了一個人的非凡膽識，中國領導人似乎從心理上就傾向於加倍，這一點美國的外交官要牢牢記住。”世界橋聯主席還代表世界橋牌愛好者特別讚頌了老人家：“萬里是一位精力旺盛的橋牌愛好者，他以富於智慧和遠見卓識著稱，無論是在世界和中國橋牌界，還是在其他方面，萬里都有著極好的聲譽和口碑。”此外，老人家還獲得過埃普生世界橋牌同場雙人賽亞軍。楊小燕曾經在雜誌上講評過老人家的一副大滿貫的牌，説完全凸顯了他的魄力和勇氣，體現了一個政治家的水準。
然而，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萬里，把自己絕大部分生命都奉獻給了工作，奉獻給了人民，那許許多多的業餘愛好都只能融進“暢想曲”。
1993年3月，當他把委員長這一重擔交出去以後，只保留了中國橋牌協會名譽主席、中國網球協會名譽主席、中國文學基金會名譽主席這幾個“職位”。萬里的作風是一貫低調，離開政壇後，更是這樣。他雖然仍然密切關注黨和國家、人民的大事，但大家很少在電視、報紙上見到他，也從不參加各種奠基、剪綵等活動，更不輕易題詞。他只想能輕輕鬆鬆地與朋友們一起打打網球、橋牌，然後讀幾本喜愛的書……
在萬里即將迎來九十華誕之際，記者在人民大會堂118廳又對他進行了一次採訪。在這座凝聚著他巨大心血的共和國雄偉建築裏，他寬坐在沙發裏，銀絲滿頭，臉色紅潤，思維清晰，他依然能記得許多球友、牌友，記得他們的愛人、孩子的情況。他説：“多虧了有這兩項‘一動一靜’的體育愛好，打牌運動腦子，打球運動身體。”“文革中因為打橋牌我們上了大字報，還上了紅衛兵小報，在一副漫畫上，畫著彭真給劉少奇抬著轎子，手裏拿個大蒲扇；我給小平同志抬著轎子，手裏拿著撲克牌……別説，畫得還挺像。呵！呵！”歷史長河裏的沉沉浮浮，只如此般偶爾閃現在他的談笑之間。意莫高於愛民，行莫厚于樂民。那些加在他身上的不實之詞早已煙消雲散，惟有他為百姓做的一件件實事永遠留在了百姓心中……
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在北京興建國慶工程——十大建築的決定。萬里擔任了國慶工程總指揮的重任。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北京城一批雄偉的建築落成了。特別是人民大會堂，即使是55年後的今天，人們依然認為這是中國建築史上少有的創舉。毛主席在參觀了大會堂後的第二天，在中央的一個會上稱讚他説：“北京有個萬里，日行萬里。”
萬里夫婦和5個子女——從左起：萬季飛（老四）、萬仲翔（老二）、萬伯翱（老大）、萬淑鵬（老三）、萬曉武（老五）。（攝于1995年12月1日）攝影/夏莉娜
1975年，持續8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國鐵路運作的混亂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鄧小平提議由萬里出任鐵道部部長。到鐵道部的頭一年中，萬里在下面跑的時間就有六七個月，四下徐州，三顧鄭州，從南到北，從西到東，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鐵路終於正點，為全國各方面的整頓打下了基礎。老百姓口中的“鐵路正點萬里行”是對其最佳的讚美。
1979年，萬里頂著各方面的壓力支援安徽農民“包産到戶”的創舉，開了農村改革的先河。1980年安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豐收。“要吃米，找萬里”是發自農民內心的讚頌。
萬里在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以後，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和他在安徽的實踐，與中央同志一道在全國農村推行改革，使廣大農村發生了一次深刻的變化。
1988年萬里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在他主持全國人大工作的5年當中，為實現依法治國而辛勤工作。恢復和加強了全國人大的信訪工作，加強了全國人大與人民群眾的聯繫；其所領導的全國人大加快、加強立法工作，特別是經濟立法。萬里也十分重視人大的監督工作，首次提出了“要把法律實施的檢查放在與制定法律同等重要的位置”，使全國人大工作有了突破性進展……
敬愛的萬里，您一路走好！您的功績永遠銘記在人民心中！
2015年7月22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前來送別萬里最後一程的很多都是自發的老百姓，舉著各種紀念標語表達對他的敬仰和懷念。攝影/夏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