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9平方公里的土地，19萬餘的常住人口，浙西南山區有一座小縣城，叫遂昌。

　　“山多、人口密度低，一座座小山村像撒毛豆一樣分得非常散。”

　　“山區的資金和政策，不能再像撒芝麻一樣落地。”

　　對話幾位當地幹部，相似的比方，道出了山區縣鄉村發展的總體思路：集中資源、分類施策。這也是鄉村振興促進法、“千萬工程”以及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同提及的要求。

　　往哪集中？憑啥分類？歷時一年，遂昌縣繪出一張鄉村振興分類底圖，把上千個自然村分成5種類型，因地制宜尋求發展路徑。

　　在這張圖的背後，是以自然村為基本單元的村莊基礎數據庫、村莊基礎圖冊、村莊發展指數——數據庫資訊可查詢、可編輯、可共用、可更新，圖冊涵蓋“鄉鎮-行政村-自然村”三級數據，指數可反映村莊發展現狀和潛力，為分類引導、精準施策提供決策依據。

　　遂昌的探索，能為眾多山區縣提供哪些借鑒？

　　1640個自然村、超15萬條數據

　　就像把圖片像素提高了7倍

　　“哪些村好、哪些村差，我們拍拍腦袋基本能數出來，但具體優劣勢是什麼，還真説不全。”遂昌縣農業農村局鄉村振興中心主任朱文強説。

　　一年前的全縣幹部大會上，縣委主要領導提出一個大課題——摸清全縣鄉村的家底，從根本上回答好“鄉村有什麼”“鄉村如何發展”兩個問題。

　　要麼不做，要麼做透。輪到朱文強發言時，他有兩個提議：一是要以自然村為基本單元，二是要實現全域實地調研。

　　以往，鄉村規劃都以行政村為最小單位，歷年數據全，一拉表就能用。如今把201個行政村細化為1640個自然村，就像把圖片像素提高了7倍，更細膩、更精準，但也更難。遍尋國內學術論文和政府課題，大家發現，這是一項沒有先例的調研。

　　可行性也是個問題，挨個村跑下來，工作量浩大，遂昌請來了浙江農林大學團隊。趁著暑假，8支由遂昌幹部、浙江農林大學教師和城鄉規劃專業研究生組成的調研小組，各自認領2至3個鄉鎮，帶著調研表和無人機開啟了下村調研。

　　他們馬上遇到了第一個難題：自然村究竟在哪？

　　“自然村不像行政村，沒有明確的向量邊界。”遂昌縣發改局挂職副局長、浙江農林大學教師徐鵬飛發現，根據地形地貌或傳統習慣來劃分，準確度都不高。他們找來行政村的報賬員或會計，綜合村民意見，到實地一處處指給大家看。

　　航拍也遇到相似問題。行政村的村委樓往往位於村子中心。而自然村沒有村委樓，只能把房屋最密集處當做村中心，無人機在此起降，拍下全村實景圖。“嚴謹起見，地圖繪製時沒有採用區塊劃分的形式，而是用人工確定的集聚點來代表自然村。”徐鵬飛説。

　　走進遂昌的鄉村，“小山村”這個詩意的詞彙映入令人擔憂的現實。

　　從鎮上開車40分鐘，徐鵬飛帶隊一路盤山來到一處村莊。河邊的小涼亭裏坐著幾位七八十歲的村民，河對岸是清一色的老房子。“我們嘗試和村民聊天，但發現老人們聽不懂普通話，只能相視而笑。”他説。

　　經過統計，村裏戶籍人口22人，常住人口僅11人，平均年齡達到60歲；傳統建築佔比在90%以上，茶葉和番薯是主要的産業資源。

　　不過，山區村莊正在搶抓一切發展機遇。

　　走進石練鎮柳村村，鵝卵石和條石鋪就的村道邊，文化禮堂、公共衛生間等基礎設施齊全，傳統祠堂保存完好。村幹部告訴調研團隊，村子緊鄰新修的G528國道，周邊平整的區塊正在打造高標準農田。

　　“村幹部相對年輕、村容村貌現代化，村子有一定的人口和産業的集聚力。”徐鵬飛説。

　　就這樣，確定每個村莊的區位，填入人口、土地、房屋等97項數據，一個個內有肌理、外有輪廓的村莊畫像被描摹出來。這場40余人耗時1個多月的調研，用腳“跑”出超15萬條一手數據。

　　五類村莊各有前路　村莊好不好，不能憑感覺

　　“村莊畫像和人物畫像一樣，‘長’得好不好，不能光憑感覺，要有一套科學標準來評價。”朱文強打了個比方。

　　綜合各方意見，調研團隊從97項數據中篩選出具有判定價值的35項，標準化處理後，賦予指標權重，凝結成“鄉村發展指數”。

　　根據該指數，上千個自然村被劃分成城郊融合型、集聚建設型、整治提升型、搬遷撤並型、特色保護型5種類型。每類的發展方向都能用“一句話”概括：“城郊融合 與城共進”“集聚建設 重點推進”“整治提升 宜進宜退”“搬遷撤並 以退為進”“特色保護 進退有度”。

　　“進”指的是集中資源加快發展，村莊得以保留並持續擴張；而“退”則代表著人口、産業逐步撤離，村莊在基礎保障下自然萎縮。“‘進’的自然村由行政村統籌規劃建設，‘退’的自然村則需穩慎操作。”朱文強強調，“退”僅是客觀的數據參考，主觀上還應充分尊重村民意願和實際情況，而列為“進”的村莊發展方向更加明確，將指導鄉村因地制宜、集聚發展。

　　指數的研製過程經過了多番推敲，有時結論與設想完全相反。

　　在針對行政村的評價系統裏，大家起初認為，下屬自然村之間的差異越小越好。但他們探究實際案例發現，比起內部發展水準均衡的行政村，有一兩個發展基礎好或具有特色資源的中心村，其他村莊向其靠攏，這樣的行政村更具有集聚發展潛力。

　　曾經，幹部們對各個村莊的印象大多來自以往的印象、經驗和各類文字材料。該指數出爐後，村莊有了明確的衡量“尺規”，原本習以為常、容易忽視的資源稟賦被賦予了量化指標，更加凸顯其貢獻度和重要性，幹部們一眼就能找出這些村莊的發展潛力所在。

　　比如被仙俠湖環繞的紅星坪村，下屬7個自然村規模不大、佈局分散、人口較少，因處於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範圍內，一直無法開發傳統工業和文旅項目，按照評分大部分自然村屬於搬遷撤並型鄉村。“不過，紅星坪村擁有‘溫泉+湖泊+森林’的獨特生態資源，未來將是‘兩山’轉化的富礦，我們將其列為特色保護型鄉村。”朱文強説。

　　坐落在山坳裏的十三都村，圍繞一家企業而集聚，“以往我們在鄉村建設時基本不做重點考慮，但數據出來後發現是集聚建設型鄉村。”他説。在企業帶動下，村莊的發展和村民的收入都非常可觀，這樣被遺落的“潛力股”還需挖掘扶持。

　　數十年後，各類村莊發展的前路是什麼？在朱文強看來，擁有獨特生態資源或歷史文化資源的特色保護型村莊，或許才是最終“留下”的村莊。

　　“城郊融合型村莊主要為城市擴張提供空間，集聚建設型村莊又向著城鎮化發展，最後演變成新村、新鎮。”他説，“只有‘能講故事’的特色保護型村莊始終保持鄉村特質，能承載人們對鄉村的精神需求。”

　　然而，目前特色保護型村莊普遍存在同質化現象，“一條老街兩排店”“小青磚小青瓦、圍墻種花”，千篇一律。“其實是基礎性工作不到位，沒有抓住鄉村的個性。”朱文強設想，接下來要從鄉村振興圖庫中挖掘、細分，借助科學指標找出差異化路徑。

　　把視野放大，從城鄉統籌的角度來看，對山區縣而言更為緊迫。

　　遂昌縣挂職副縣長、浙江農林大學鄉村振興促進處副處長嚴少君告訴記者，在交通限制之外，山區縣的人地限制比平原縣更多：比如作為當地支柱産業之一的竹産業，其運輸過程需要大量人力，勞動力短缺和成本上升已經對其産生一定衝擊。此外，山區縣的自然保護區、飲用水源地等生態紅線內區塊更廣，山區的傳統村落更新慢，文化保護類區塊也更多，這都讓本就不寬裕的發展空間更顯狹小。

　　而隨時代發展而退出的村莊能夠把土地和空間騰出來，留出生態和文化保護區，優化佈局規模化、機械化産業，嚴少君表示：“通過改變小農經濟模式，從鄉村生産關係入手撬動全局，這是一場系統謀劃。”

　　今年，遂昌計劃依據鄉村振興底圖確定“一村一策”，由相關部門配套政策要素，集中全縣資源優先建設一批未來村莊，進一步打造和美共富遂昌。

　　幹部、教授、創客　“碰撞”出來的發展巧思

　　打開項目的數據系統，引入鄉村振興圖庫中的區劃、人口、交通等數據，朱文強花半天時間，就畫出一張全縣垃圾分揀中心規劃佈局圖。

　　“以數繪圖、圖庫結合”，是這次“大工程”的核心成果。經過兩輪技術迭代，浙江農林大學團隊和遂昌縣大數據和金融發展中心共同打造出“遂昌縣村莊基礎數據駕駛艙”，歸集調研數據和部門原有數據，共計3.5億多條數據、1398項指標。

　　它不僅是一份圖冊、一個指數、一種分類，還是能實時更新、智慧分析的“寶庫”。“以數據庫為底，疊加不同的應用場景，就能為部門生成個性化報告、提供決策依據。”徐鵬飛暢想，這樣的增值應用場景將有無限可能。

　　比如，為“大搬快聚”推薦優先搬遷的村莊，為“一老一小”基礎設施空間優化、茶葉加工産業規劃佈局推薦點位……讓政策和資金差序化、時序化落地。

　　“我們打算在明後年繼續組織調研，形成數據變化趨勢，同時引入更多渠道的數據資源，不斷完善圖庫。”嚴少君表示。

　　不過，數據是依託、政策是輔助，山區鄉村要發展，最缺的還是人。

　　以萬頃森林為媒，遂昌和浙江農林大學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年前。“縣裏非常渴望技術人才支撐，浙江農林大學也希望師生走出象牙塔。”2022年5月，雙方簽署“全校服務全域”戰略合作協議，嚴少君、徐鵬飛和陳英波三位浙江農林大學教師來到遂昌縣挂職，隨後參與到鄉村振興圖庫的項目中。

　　90後徐鵬飛是浙江大學博士生，入職浙江農林大學園林學院不到半年，就被派到遂昌，“從家鄉陜西到浙江有很大的地域差異，通過挂職深入浙江山區鄉村，從基層的視角看發展，可以找到很多契合實際需求的研究點。”徐鵬飛説，這次項目也成為不少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選題。

　　嚴少君告訴記者，校地合作正在探索共引共用的模式，在遂昌服務三年後再回高校，流動的人才正好對應變化的産業需求，也能避免學校人才“從高校到高校”，“不和種竹子砍竹子的人聊，怎麼讓竹産業研究落地？這是學校、地方和人才三方共贏的合作。”

　　有了頂層設計和科研支援，基層幹部和年輕創客也至關重要。

　　走進紅星坪溫泉酒店，院裏隨處可見獨特的山石景觀——藕白中透著翠綠，這是遂昌盛産的螢石礦。記者了解到，酒店開發商正是一家礦産業主，他利用開礦抽排的廢熱水，開辦這家高端溫泉酒店。如今，三期項目正在規劃中，持續為紅星坪六七個自然村引來客流。

　　在附近的湖山頭自然村，“上林山舍”民宿背靠山林、面朝仙俠湖，吸引著長三角地區的遊客。“我祖輩就是水庫移民，村子原先有百來號人，等我畢業返鄉的時候只剩下幾個老人。”濮家棟和兩個發小衝著自然風光，改造老屋、開辦民宿，“當時周邊只有溫泉酒店，後來民宿、農家樂越來越多，水上運動中心項目建設起來，業態豐富多了。”

　　從遂昌仙俠湖水麗公園觀景臺向對岸眺望，西山自然村零星幾棟傳統房屋之外，已經建起了阿裏雲數字創新中心、浩威數字中心、西山驛等現代建築。截至去年底，“天工之城”項目已簽約65家數字經濟企業，招引全職人才45人。

　　“創業企業、返鄉青年、社會資本，將是鄉村從搬遷撤並、整治提升型扭轉為集聚建設型的動力之一，也是挖掘鄉村特色潛力的引擎。”朱文強説，城市資源的進入不是在鄉村圈地、和村民爭利，而是將城市的需求導入鄉村，實現城鄉共富。

　　省委農辦副主任，省農業農村廳黨組副書記、副廳長蔣偉峰表示，此次遂昌縣借助和浙江農林大學合作契機，探索以自然村為基本單元的村莊分類指導鄉村發展之路，正是深化新時代“千萬工程”的實際行動，也為科學有序引導村莊規劃建設，系統有效推進鄉村振興提供了有益借鑒。

　　“走得出去，願意回來”，山區鄉村振興就是要打造多樣的“嚮往的生活”。

來源：浙江日報    | 撰稿： 胡靜漪 朱敏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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