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彩禮糾紛，35歲的山西人小朱一氣之下裸辭，帶著多年省吃儉用攢下的十多萬彩禮錢，環遊中國半年多。1月初，小朱旅行歸來，心情平復，可對於和彩禮綁定的婚姻仍深感迷茫。

　　小朱的遭遇透露出高價彩禮問題的冰山一角。近年來，多地彩禮數額持續走高，涉彩禮糾紛案件數量也呈上升趨勢。彩禮問題已不局限于個人、家庭，而延申到社會，頻頻成為引發矛盾、衝突的導火索。

　　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擬出臺《關於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規定》，並於去年12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這份徵求意見稿強調，禁止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一時引發熱議。

　　法律為何開始介入彩禮這項習俗？對適婚男女而言，彩禮究竟意味著什麼？高價彩禮因何而生？又將何時休？

　　“90後”杭州男生出百萬彩禮，直言要看對方價值

　　1990年出生，杭州本地人，家裏兩套房……小吳的條件放在婚戀市場，屬於佼佼者。他曾有一次給付百萬彩禮的經歷。

　　“女方在大廠工作，溫州人。”談起前女友，小吳仍覺得她是優秀的女孩，會掙錢，學歷高，自律上進，家庭條件也不錯。

　　只是，小吳沒想到談婚論嫁時，前女友會提出要100萬元的彩禮。身邊的杭州本地朋友一般出十幾萬到幾十萬的彩禮，第一次聽到百萬彩禮的要求時，小吳和父母是不能接受的。

　　“女方和我説，溫州人講究排面，100萬是正常數額。”小吳在了解到對方家鄉的習俗後，選擇妥協，“她也承諾帶100萬嫁粧來，彩禮加上嫁粧的200萬都放在小家。”

　　儘管彩禮談妥了，可由於有了感情矛盾，小吳和前任最終還是分開了。在彩禮問題上，小吳信奉“只要對方值得，需要這份保障，我又付得起，就會給。”

　　“彩禮就像給女性的生育、失業補償。”山西人小朱同樣秉持著該付彩禮的態度，但他覺得彩禮數額需“適可而止”，“男性也怕遇到‘撈女’，婚後一兩個月就離婚，還不返還彩禮，血本無歸。”

　　站在婚戀市場的另一端，小朱清楚自己缺乏競爭力，可面對前女友索要的18.8萬彩禮仍難以承受。他直言，自己省吃儉用一年只能攢下4萬元，“10萬彩禮相對合適，再多就超出我們普通農村家庭的承受能力了。”

　　24歲的大學生小金即將邁入婚姻殿堂，她向男友要了15萬的彩禮。“我是山東人，男友天津人，畢業後打算去天津生活。”小金説，此前，自己也擔心過會不會因為彩禮而鬧掰，“彩禮金額可以商量，如果男方拒絕，彩禮一分不給，或者比我預期數額少很多，我們就直接分手，各回各家好了。”

　　彩禮，在小金看來，是一種給女性的安全感和尊重。“彩禮由雙方家庭共同商定，雙方同意就好。”小金強調，自己是遠嫁，必須要彩禮，“如果我男友願意去我家山東，他以後不方便照顧他的父母，我也願意不要彩禮。”

　　“我男友出得起我要的彩禮，如果他不肯出，那就説明，他不打算跟我結婚。”小金説，畢竟結婚不是人生終點，婚後要面臨更多實際問題，“如果一開始，因為彩禮就談崩，證明兩人金錢觀不合，可能不適合結婚。”

　　但小金也表示，如果個別女性婚後一兩個月就要求離婚，該返還部分彩禮，“如果我結婚沒多久，就想離婚，我會自覺返還部分彩禮。”

　　高價彩禮因何而生？

　　“彩禮”古已有之，重在“禮”而不是“財”。但近年來，彩禮數額不斷攀高，一些地方形成明碼標價的地域“行情”，攀比之風盛行。

　　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靳小怡從2008年起持續關注彩禮問題，“上世紀90年代後期，彩禮價值迅速攀升，不但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彩禮數目也明顯超過嫁粧。進入21世紀後，尤其近十幾年，一些地區的彩禮數額和價值呈現爆炸式增長。”

　　2018年，在全國11省開展的百村抽樣調查中，靳小怡發現，農村男性的婚姻成本均值是當年我國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16倍，其中，彩禮佔據婚姻成本的二至四成。同時，地區差異顯著，表現出“西部重彩禮、東部重婚房”的特徵。在東部，彩禮均值2.27萬元，是當地年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1.35倍；而在西部，彩禮均值2.8萬元，是當地年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2.59倍。對於東部農村居民尚可承受的彩禮，在西部卻成為農村男性成婚的“攔路虎”。

　　去年12月，在陜西省進行的相關調查中，靳小怡了解到，男性在彩禮上的平均花費達到13.16萬元，而八成以上的已婚男性有因婚借貸的經歷。

　　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權益合夥人、婚姻家庭律師魏紹玲也觀察到，高價彩禮區域性明顯，時常表現為家庭條件越差、子女負擔越多，彩禮負擔反而越重的怪象。

　　在靳小怡看來，高價彩禮是男性人口過剩和男性婚姻擠壓的直接社會後果。“上世紀80年代以來，出生人口性別比開始逐漸偏高。2005年，我國出生性別比為118.88，與正常值（正常範圍103-107）相比嚴重偏高，江西、廣東、海南、安徽、河南五省的出生性別比甚至超過130，也就是每出生100個女嬰就多30個男嬰。” 靳小怡説，隨著1982年以後出生的男性過剩人口逐步進入婚姻市場，婚姻擠壓的累積效應日益凸顯，“女性向上匹配的傳統婚配模式帶來“自西向東、從農村到城市”的女性婚姻遷移，因此，男性婚姻擠壓高度集中在以中西部為主的欠發達農村地區，近年來，彩禮問題也正是在這些地區愈演愈烈。”

　　再往深處看，靳小怡認為，父系家族制度與嫁娶婚姻模式是彩禮存續的根源性原因。“所謂‘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這種‘買斷’和‘交割’成為男方向女方父母進行經濟補償的基本邏輯，並在男性婚姻擠壓條件下抬升‘新娘價格’，即彩禮。”靳小怡説，在社會關係相對穩定、以“熟人社會”為特徵的農村社區，受到攀比心理影響，村民往往將高價彩禮與“有面子”劃上等號，利益至上的“交換觀念”也在農村婚嫁習俗打上烙印，勞動致富與超前消費為彩禮上漲提供了可能。

　　“除了觀念陳舊和攀比心理等因素，伴隨城鎮化推進，婚姻半徑不斷擴大，一些人以發達地區經濟水準作為參照，希望借由彩禮改善家庭拮據狀況，也人為抬高了農村地區彩禮成本。”魏紹玲説。

　　保障和隱憂

　　作為締結家庭的經濟保障，高價彩禮能帶來婚姻的幸福嗎？

　　“高價彩禮是把女性進一步物化了。” 靳小怡説，高價彩禮並不意味著女性地位的提升，帶來的是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普遍受損，並降低了結婚率和婚姻品質，“一方面，高額彩禮成為普通家庭難以承受的經濟負擔，往往會導致婚前因彩禮談不妥而拆散一對情侶，使有結婚意願的年輕人結不起婚。另一方面，高額彩禮使因婚借貸普遍存在，婚後的經濟負擔往往導致家庭關係緊張，帶來婚姻品質下降。”

　　在走訪調研中，靳小怡看見，索要高額彩禮的婚姻，離婚率和發生婚姻暴力的概率都更高。

　　近幾年，浙江五聯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張建齊接觸過許多涉彩禮糾紛案件，“往往是收受彩禮後不久，男女雙方分居，或一方外出打工，從分居到分手。分手時，女方一般拒絕返還彩禮，而男方不得不拖著不離，以此來要挾，雙方一直耗著，導致婚姻關係名存實亡、雙方都不幸福且背上沉重負擔。”張建齊説，這種情況在偏遠地區，特別是鄉村頻繁出現，雙方通過媒人介紹，感情基礎差、分手情況多，最後都或多或少涉及彩禮糾紛。“由於金額較高，動輒幾十萬，對於低收入家庭不是小數目，一旦婚姻破裂，男方往往想著怎麼讓對方把錢還回來，不然，會導致沉重的債務負擔，生活情況惡化，甚至有人走上極端。”

　　超出家庭負擔能力給付的高額彩禮背離了愛情的初衷和婚姻的本質，使婚姻演變成物質交換，不僅對彩禮給付方造成經濟壓力，影響婚姻家庭的和諧穩定，也引發了種種社會矛盾。

　　最高法擬出新規，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

　　“針對彩禮問題，這些年，國家採取了一些專項治理舉措，也需要法律做進一步的保障。”靳小怡認為，法律介入彩禮治理，既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也是治理手段的一大進步。

　　《最高法關於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規定（徵求意見稿）》強調，禁止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一時引發熱議。

　　“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不等於禁止彩禮，而是為了遏制假借結婚之名、行索取財物之實的行為。”魏紹玲解釋説，給付彩禮及接受彩禮一方均具有自願締結婚姻的主觀願望，而借婚姻索取財物中，給付一方有締結婚姻的願望，索取一方並無締結婚姻的願望，“但主觀意願很難被外人知曉，所以一般根據在給付彩禮後的行為來判定。”

　　“治理的是高價彩禮，而不是否認彩禮的禮俗傳統。”靳小怡説，高價彩禮並非一個絕對值，應因地制宜。上述徵求意見稿也明確了判斷彩禮數額是否過高的標準，即參考彩禮給付方所在地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給付方家庭經濟情況等事實，並結合當地習俗確定。

　　對於治理高價彩禮，在法律保障之外，靳小怡建議加強觀念引導，將婚戀教育納入高校教育體系，樹立男女平等的擇偶觀、性別平等的婚姻關係，倡導“婚事簡辦、費用共擔”新婚俗。同時，加強教育、就業、醫療、社保等優質資源在城鄉間、區域間的合理配置，促進西部農業轉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鎮化，緩解遠距離流動造成的較高的婚姻費用。

　　靳小怡説，人口性別結構失衡難以快速轉變，欠發達農村地區大齡未婚男性的生存發展權益應受關注，“比如，通過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與支援力度，滿足欠發達農村地區大齡未婚男性的基本生活需求和養老需求，營造更寬鬆的社會環境，減輕對他們的社會排斥。”

來源：潮新聞    | 撰稿：張蓉 章然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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