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字刻在石頭上！”

　　在著名科幻作家劉慈欣在小説《三體·死神永生》中寫道，這就是人類找到的把資訊保存一億年左右的方法。

　　此法，中國古已有之。

　　為了使事跡、功德能夠長久地記錄保存下來，中國的古人往往取材于自然，勒石刻文，或記載歷史，或歌功頌德，或抒情表意，或題辭作畫。

　　最近，國家文物局公開《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錄》，包含了分佈在全國各地的碑刻、摩崖石刻等共1658通（方），其中年代最早的出自戰國，最晚的清朝。浙江有41通（方）入選。

　　跟著潮新聞記者一起來認識一下這些古人留下的寶貝吧！

　　每一方國寶碑刻背後都有故事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碑刻，作為一種讓文明能夠穿越時間長河的載體之一，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承載者與傳播者，是其歷經千年綿延發展而不絕的見證者，也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書寫者。

　　首批《名錄》中，我們能從這些“會説話”的文物上讀到什麼？

　　在河北承德，“土爾扈特部歸順記石碑”講述了土爾扈特部義無反顧回到祖國的歷史，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

　　在河南安陽，明代書畫名家董其昌撰文的《湯陰縣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碑立於岳飛廟，刻畫了岳飛的英雄形象，傳承著拳拳報國之心；

　　在重慶市涪陵區城北的長江中，“白鶴梁題刻”反映了從唐代廣德元年（763年）至今1200餘年間的長江水位變化情況，對研究長江上游枯水規律及農業生産、航運都有重大科學史料價值。

　　而在“唐天寶十一年多寶塔感應碑”等碑刻前，我們可以欣賞顏真卿粗壯、雄渾的書法藝術；

　　“波斯人贍思丁墓誌碑”則見證了阿拉伯人沿大運河在中國遷徙、生活的歷史，是中阿友好交往的歷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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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名錄》集中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首批公佈的《名錄》都是國寶級。由於我國碑刻資源數量巨大，所以採取分批次公佈的方式。

　　窆石亭-紹興市文物局供圖.jpg

　　位於紹興大禹陵的禹陵窆石題記。紹興市文物局供圖

　　陜魯豫列前三，浙江三甲杭麗紹

　　梳理首批《名錄》可以發現，在數量上，以陜西、山東、河南、北京等四省（市）為最多，分別入選359通（方）、203通（方）、145通（方）和98通（方）。

　　浙江省入選41通（方），年代分佈以宋代居多，有15通（方），最早為秦代的會稽刻石；杭州、麗水、紹興分別為前三甲，分別有14通（方）、10通（方）和5通（方）入選。

　　《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錄》（浙江部分）

　　表格由浙江省文物局提供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鄭嘉勵在接受潮新聞記者採訪時認為，首批《名錄》中，浙江名碑名刻數量較少的原因，一方面是江南地區開發較晚。到杭州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後，碑刻數量才真正多起來、規格高起來。

　　另一方面，由於是首次公佈，這次《名錄》裏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碑刻，是我國文物資源中特色最鮮明、價值最突出的。而這一塊，漢唐時期的最有名，因此以漢唐為主體，“我們可以在《名錄》中看到，浙江的名碑名刻多集中在宋代。”

　　鄭嘉勵説，“通過《名錄》的公佈，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認識到碑刻的價值，也讓大家更加了解我們江南的歷史。”

　　鄭嘉勵介紹，此次浙江入選《名錄》的碑刻中，最具傳奇色彩的一方是：收藏在西泠印社的鎮社之寶——《漢三老諱字忌日碑》，被譽為“浙江第一石”。

　　“三老”是漢代掌教化的官職，“三老碑”是這位官員的後人所立，目的是讓子孫在言語文字上知所避諱，並且記住祖先的德業和忌日，便於後世祭祀。

　　作為江南僅見的漢碑，且為現存最古老的漢文石質碑刻，“三老碑”有著極高的歷史和文字研究價值。

　　在歷史價值方面，漢朝時期，中原儒家的“孝”文化傳入姚江流域。余姚地區的百姓逐漸將“忠義孝廉”作為處世治家的基本原則，又將觸諱犯忌作為評介人之道德修養的重要標誌。“三老碑”反映的正是該時期的社會風尚。

　　如果從藝術價值來説，“三老碑”是一件珍貴的書法作品，全碑200多字。文字介於隸書與篆書之間，筆法圓潤樸質，字形方整，筆畫勻稱而富變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字研究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這塊碑本身的經歷也十分傳奇。

　　清咸豐二年也就是1852年，余姚一位村民在客星山挖到了一塊石頭，本來想用來造房子，仔細一看，竟然發現石頭上有字，於是就告訴了當地的富紳周世熊。周世熊覺得石頭十分有價值，就將它收藏了起來。

　　但是奇怪的是，金石僧六舟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路過余姚，就做過幾種《漢三老碑》的拓本送給朋友。這件事發生在周世熊聲稱的墓碑出土時間的前3年。

　　而在清光緒《余姚縣誌》中還有一種説法，有個名叫宋仁山的人最早發現了《漢三老碑》，知道周世熊愛好金石，就將碑送給他共賞。不料，周世熊連夜將古碑偷運回余姚老家藏匿。此後不久，當地就有了客星山出土《漢三老碑》的傳説。

　　而到了清代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國軍攻陷余姚，這塊碑被義軍推倒做成了灶臺。還好，碑文沒有受到大的損傷。

　　在民國十年（1921年）時，這塊碑到了上海。在得知外商欲出重金收購時，為了保護文物不流亡海外，西泠印社首任社長吳昌碩等人積極呼籲，集資又購得此碑。

　　至此，這塊碑終於能“安家落戶”，目前保存在西泠印社築石室中。

　　跟隨碑刻來一場Citywalk

　　對於現在樂衷於遊覽“網紅打卡點”的年輕人來説，尋訪名碑名刻，確實是一件比較小眾的事。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感受碑刻的魅力？

　　山不在高，有“刻”則名。

　　在《名錄》中，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宋代著名科學家、《夢溪筆談》作者、余杭人沈括的名字,出現了兩次——麗水南明山的“北宋沈括等高陽洞題刻”和溫州雁蕩山龍鼻洞的“北宋沈括雁蕩山龍鼻洞摩崖題記”入選。

　　鄭嘉勵以摩崖題刻為證據，為我們還原了沈括當年的行程路線及活動範圍。

　　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八月，為治理兩浙地區水患，宋神宗命沈括來兩浙地區巡視。

　　沈括從京城開封出發，沿大運河南下抵達杭州，再取道金華、麗水，最後抵達溫臺。

　　在麗水城郊的南明山，沈括來到此地的高陽洞，題名：沈括、王子京、黃顏、李之儀，熙寧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遊。這幾行字深藏洞內，風雨無法侵蝕，至今清晰可見。

　　從麗水城，途經青田縣後，便是溫州。熙寧七年（1074年）的春天，沈括在樂清雁蕩山龍鼻洞前留下“沈括”二字的題名。

　　從宋朝以後，士大夫把遊山玩水當成一個修身養性的活動，很樂意在名山大川上題名。這和後人遊山玩水時，喜歡留下“到此一遊”一個道理。

　　鄭嘉勵推薦了一種最近流行的方式——參考950年前沈括的這次巡視，來一場摩崖石刻版的Citywalk（城市漫步）。

　　鄭嘉勵舉例，蘇東坡在當杭州知州的時候，寄情山水，在西湖周邊也留下了很多“到此一遊”。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題刻發生在同一天。蘇東坡從位於鳳凰山的辦公場所出發，先到了龍華寺，最後跑到大麥嶺。如果將蘇東坡這一天的行程復原出來，相信很人會願意跟著蘇東坡的步伐，漫步半天西湖的。”鄭嘉勵説。

　　當遊客穿行在杭州紫陽山幽暗山林中的奇石異洞之間時，可以看到古人會選擇某一塊石頭的合適位置，用最合適的字體刻上字，為他所見的景色留下文字解説。

　　“如果單看這些名碑名刻上的文字，可能無法感受文人當時的用心。而當我們走到實景中，便可見文人造景的苦心，感悟杭州歷史文化的深邃。”鄭嘉勵建議，在文旅融合發展的當下，將名碑名刻融入到旅遊産品中，通過挖掘文物背後的故事，重走古人的遊覽路線，或許可以讓旅程穿越時空、更具文化特色。

來源：潮新聞    | 撰稿：幹婧 高馳弘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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